我的人生路上，关键时刻总有贵人相助。回首过往，我心中常怀感激，对那些予我援手的人从未忘记，也不能忘记。
在离石的不少干部群众心里，老高是一位敢作敢为敢担当的优秀领导干部。持这种情感的人当然也包括我，老高既是我的领导，更是我此生难忘的恩师与益友。迷茫时，他能为我拨开迷雾；困顿时，我还给我鼓劲撑腰。十几年间，他不仅传授给我许多独特的工作方法，更教会我不少处理复杂问题的智慧。
他年长我许多，又是我的直接领导，我却从未以职务相称，一直唤他“老高”。这声称呼，既透着骨子里的亲切，更承载着心底那份沉甸甸的敬重。
听闻老高早年便是离石的一位明星干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他们年仅28岁，行政28级，月奉28元。已是红眼川公社的党委书记。后来，他历任县建设局局长、经委副主任、煤管局局长、县检察院检察长、县政府副县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父亲生前曾多次说：“崇泰这人，胸襟宽、性子直，是非分明，善思考、行事果断。”
老高每到一处，都注重培养年轻干部，展现出非凡的领导才能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可惜他身体长期欠佳，常年受严重的哮喘病和肺气肿的折磨。
1986年离石换届，时任煤管局局长的老高，当选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从此，老高就成了我的顶头上司。当时，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副科检察员。能在他手下工作，近距离感受他的领导风范与人格魅力，是我的幸运。
记得他任检察长期间，我负责查办一起经济案件。涉案人托关系找到县里一位领导。那位领导把我叫去办公室，直言当事人是其亲戚，要我“看着办”，还塞给我一个信封，说是“补充材料”。回办公室拆开，竟是现金——数目不大，却也过千。我一时无措，急忙向老高汇报。他没有立刻表态，只问我：“你自己怎么想？”我坦言：“钱不能收，可也不敢得罪领导。”这时，他才细细教我如何既妥善退钱，又不让那位领导难堪，案件最终也依法办结。这份圆融而不失原则的智慧，令我由衷佩服。
1988年11月，县里有领导想推荐我去乡镇任乡长。我却心生怯意，总觉自己能力不足，难以驾驭乡镇的复杂局面。那时刚由人民公社改为乡镇政府不久，职能已大不相同。公社时代能直接安排生产、分配物资，干部在农民眼中颇具“权威”；
包产到户后，农民自主经营，乡镇工作转向催缴公粮和农业税款、落实计划生育、督促合同兑现（即当时常说的“刮宫流产，催粮催款”），乡镇干部常与农民产生摩擦，早在几次下乡时亲眼目睹过这种场景。现在让我去乡镇任职，我心里有一种莫名的胆怯。老高知晓我的顾虑，语重心长地说：“你还年轻，要有抱负。乡镇是大平台，不是谁都有这机会。公检法司的干部，能去乡镇任职的凤毛麟角。若组织定了，你要愉快接受。”
过了不到一月县委常委会决定让我去小神头乡任党委副书记、乡长。上任前我向老高辞行，他反复叮嘱：“下去后务必和书记处好关系，注意维护班子团结；多到村里调研，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千万别搞特殊；尤其记住，不说前任的不是——有本事，你就把事情做得比前任更好。这是做人的本分。”这几句话，我铭记终生。此后无论身在何处，我都恪守“不议前任短长”的原则，与班子成员坦诚相待，与同事和睦共事。
初到乡镇，千头万绪的工作常令我手忙脚乱。每逢此时，我总往老高家里跑。他在世时，我是他家的常客，工作中的难题、心中的委屈，都愿向他倾诉。说实话，工作上的事，我同老高说的话，比同父亲还多。
老高年轻时烟瘾极大，一天两包，且常熬夜。他性子直爽，有啥说啥，却不争名、不夺利、不揽权；他面黑言直，却从不伤人；他表情严肃，待人却诚恳友善。他原则性强，但善于化解矛盾；他知人善任，经验丰富，身边总围绕着朋友，其中不乏许多年轻人。
他出身贫苦，一生节俭。家中子女多，老家段家焉还有老母需要奉养，亲戚中也有一些特殊困难人家需要接济。尽管他与老伴郭巧莲老师都有工作，日子始终过的都很紧巴。我去他家时，几次撞见老两口为“买不买葱芫荽”这样的小事拌嘴——郭老师的节俭，超乎常人的想象。老高自幼清贫，对吃穿毫无要求，他饭量小，粗茶淡饭即可，清汤寡水也能对付。不沾荤不喝酒，后来因病连烟也彻底戒了。衣着更是朴素。1987年检察院配发了新式制服，春秋装是纺毛料，冬装大衣是纯毛的。领到衣服时，他对我们说：“这是我穿过最好的衣服了。”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病魔将他折磨得形销骨立。尤其冬日，正常呼吸都很困难，稍快走几步便气喘吁吁，脸色常憋得发紫，说话也少气无力。那时条件有限，他从未奢望去北京、上海的大医院治疗，总说：“老毛病了，不好根治，就在本地治吧。”偶尔打听些偏方，实在熬不住，才去太原的专科医院住一阵。有次我去太原探望，他说：“这里效果不错，病情见好。”确实有段时间他精神尚佳。记得一天我接他去凤山公园看看，顺便出去呼吸一下外边的新鲜空气，我还给他介绍了一些公园的规划建设情况，特别是凤山边坡绿化工程的进展，他听得认真，看得饶有兴致。见他高兴，我提议中午下馆改善一下生活，他却连连摆手：“我不吃肉不喝酒，饭店没我吃的，还耽误你们的时间，送我回家吃吧。”
2000年后，他身体每况愈下，多数时间需靠氧气瓶维持，却坚持不住院，总说“别给组织和别人添麻烦”。家里备着氧气瓶，难受了插上，稍缓便拔掉。那段日子，他常独自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只看体育比赛。郭老师日夜守护，儿女们极为孝顺：四个女儿女婿常来探望，儿子也仿佛一夜长大。儿子虽从小受宠，调皮却未挨过父母的训斥，饮食在家里也可“偏食”，但在父母病重需要照顾时，他比谁都尽心尽力。
2003年老高去世前一天，我去看他。他蜷缩在床上，面朝墙壁，双眼紧闭，大口喘息，连翻身说话的力气都没了。郭老师拿着毛巾，不停为他擦拭额头的汗。我伫立床边，心里像压块石头，眼睁睁看着他痛苦的模样，却无能为力，连几句安慰的话也哽在喉间。
仅仅隔了一天，他便带着一身病痛，永远离开了他深爱的土地，年仅六十四岁。
去年，老高的老伴郭巧莲老师也因病离世，享年八十五岁。他们合葬那日，我与众多生前好友同去。见老高的儿子儿媳、四个女儿女婿，个个事业有成，家家和睦，儿孙满堂，连他们的大孙子，也当上了区里某局局长。若天上有灵，老高定会笑得合不拢嘴。
老高啊！你亦师亦友亦恩人的身影，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二零二五年八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