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从塞尔维亚回国，在莫斯科中转再飞回香港，人先到深圳，行李箱走托运，在莫斯科机场中转时行李没跟上。到达香港机场，取行李的传输带上，挂着行李遗落莫斯科机场的乘客名单，上面有我的名字，同伴大白拍下名单照片，像极了国际通缉犯，心中竟有些亢奋。
知道行李箱一时半会回不来，轻装上阵，背着一个手提包，手挽着呢子大衣，表情古怪，心情并不轻松，却有些兴奋。虽然知道钥匙、电脑和相机都在行李箱内，或许会丢，可还是像首次做贼般大胆偷走一个人的心一样兴奋，期待下一秒未知的更大风暴发生，五味杂陈交织成一股绳，绑在心间。
走出香港机场，被一股热浪包围。微风拂来，夹杂着海腥味，用力呼吸，有点咸。
第二天，我那没跟上飞机的行李箱已经从莫斯科运送到香港，香港机场派工作人员送到我住的楼下，办事效率值得赞赏。我期待的未知风暴没有发生，我也如愿住进了深圳的家，并没有发生特别凄楚的事儿。当天晚上，大白约我吃饭，虽然已经买了第二天回老家的长途大巴票，行李还未整理，我还是果断应约。
夜里八点，我到达深圳香蜜湖，大白在一家叫老东风的菜馆等我。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坐在餐位上了，还没有点菜。他背对着门口，正在专心致志的捧着手机玩游戏，兴许是在吃鸡？我没兴致知道。我走过去，选了一张他对面的位置坐下来，他这才收起手机，向站在远处的服务员招了招手，叫服务员过来点菜。
从他向服务员点菜的熟悉程度上，他以前应该常来这家饭馆吃饭，不过他以前爱吃的几道菜都没有了。看得出来，他并不失望，一遍一遍翻阅着菜单，像批阅奏折一样细致，来回翻阅多次，时不时的，不知道是向我还是向服务员抱怨几句：“现在的老东风不如从前了，很多菜没有了。”
服务员听后也不在意，好像不知道以前有什么菜，一家菜馆的前世今生与她没有多大关系，或许她昨天才来这里上班，又或许今早才报到的，谁知道呢。她站在一旁，缓缓催问：“先生您点好菜了吗？”或：“先生，不好意思，您说的那道菜现在没有。”
总之，语气还是极为客气。但，我从她眉宇间发现她的不悦，不过轻轻一晃，便消失了，好像深圳这座城市，一年四季，总有一股淡淡海水咸味，混进花香里，轻轻的，不细闻，会错过。
点完菜，大白才说：“因为你不吃辣，才选这家的，粤菜馆。”紧跟着又问我：“明天回去？”
我点了点头，本想说点什么，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或许还没想好。我常常与他人交谈，话说一半便戛然而止了，索性来一句：“算了，没什么。”这让倾听者大为恼火，总会揶揄一句：“你什么人，话只讲一半，吊人胃口，不够意思。”
天地良心，我不是有意为之，下半句我自己也没想好，完全不知道该讲哪句，生怕一讲出来，又捅了篓子，或给好好的一块天，捅一个大窟窿。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一旦有所畏惧，就拿捏不准了，话说到一半，意识到会有问题，索性不讲了罢，不是故意吊人胃口。
大白又说：“你在‘雪山飞狐组’问问张智霖和小鹿，来不来？”
我只好照做，小鹿决计不来。女孩子最懂女孩子的心思，如果吃过晚饭，又已经沐浴更衣敷完面膜，打死也不会再出门参加什么局了。除非她爱的人在楼下等她，哪怕没洗头，也会以最快的速度洗完头发换一套精致的裙子奋不顾身跑下楼去。可惜，此刻，楼下没有她爱的人。
至于张智霖，不好说。我话音刚落，张智霖便在群里回复：下半场去酒吧吗？约起！
我暗自思忖，下半场还去酒吧，我明天还能回老家吗？手心捏把汗。最终还是去了购物公园cocopark。
我和大白吃完饭，走出老东风，原想打车去购物公园cocopark。站在老东风门口，闻着亚热带季风气候中的潮湿，清风宜人，树木茂盛，还在过年假期期间，城市人少，街道极为安静。
我提议：“不如步行过去，我们散散步吧。”
大白道：“附议。”
大白对福田的地理环境比我熟悉，他带着我从香蜜湖走到购物公园，穿过好几条街。路上几乎无人，马路上车辆也少，这个城市在子时之后，应该是最美的。路过五洲宾馆的桥下，还有一个摆摊的阿姨在卖炒饭，摊贩周围有三三两两的人在吃饭。
我问大白：“这么晚，还有人在外面吃炒饭。他们是干什么的？”
大白步伐比较快，不过我也跟得上，因为我走路向来也快，有些横冲直撞的意思。他在旁边说：“出租车司机。”我还没接话，大白又补充一句：“每个城市都有一些地方是司机们吃饭的地方，摊贩还会给他们送水。这就是一个城市的故事。”
那一刻，我怔住了，脚好像被大钉子钉住了一样，迈不开步子。我脑海里关于城市，关于出租车司机的故事立马产生了无数个。我掏出手机，在备忘录里拼命打字。大白回过头，喊一句：“小牧牧，走啦。”
我“哦”了一声，追上去，问大白：“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因为我生活在城市，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这里也有我的故事。”
姜思达曾做过一个专题，写过一篇文章，大意为“城市的A面和B面”，处在城市A面的大概是摩天大楼和光鲜亮丽的中产阶级及以上，这是梦想和理想的凝聚；处在城市B面的是地下城那些摊贩，乞讨卖艺的群体，生活的勇士。
我曾在北京生活好几年，住在三元桥附近，加班到深夜回家，经过三元桥，桥底下有许多摊贩卖炒饭、炒米粉、烧烤面筋，汤面。我也常去吃，和大多数处在城市B面的人一样，蹲在路边，大口大口嚼着炒米粉，看着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并不觉得心酸，那一刻很满足，能闻到饭香，还能吃饱。
后来上班自由，不再走一两公里路程去地铁站或公交站搭车了，在楼底下直接打车走，再后来自己开车外出，还是常常会路过三元桥，摊贩们依旧还在，我隔着玻璃窗也还能闻着阵阵食物香味。只是，不再容易满足，幸福感也越来越低。
以前还能写出“城市的AB面书写着关于商业、关于政策、关于艺术的诸多真实的读本”，只不过，现在没有了。只有关于A面的宏大愿景，却没有真实的B面衬托。
城市属于每一个人，藏着每个人的故事，如姜思达所写，“有些人可以轻而易举的站到另一面，但是，很可惜，有些人，很难再出现在北京的B面了”。
我和大白到了购物公园cocopark，路过一些酒吧，街边站着一些醉意熏人的年轻男女，满脸胶原蛋白，超短裙，白衬衫，大白长腿，生命力旺盛。酒吧里的音乐吵到心脏爆炸，看着那些年轻男女，美是美，帅是帅，却欣赏不起来了。从头至尾望过去，没有一个人有内容，空有皮囊和架子，精致是精致，看一眼，却疲惫不堪，我拖着大白仓皇而逃。
我对大白说：“找一个安静的只喝酒不问其它的地方。”
我们绕着cocopark转了一圈，一家一家找寻，在一家清吧门口坐下来，忘记叫什么名字。我和大白点了一瓶红酒，安心等待张智霖从南山屁颠忙慌地赶过来。
期间，有一个卖玫瑰花的小女生，走到我们桌位，问大白：“哥哥，买一束花送给姐姐吧。”
大白摇摇头：“我已经为姐姐买下一个玫瑰花园了。”
小女孩说：“胡说，你肯定是没钱买我的花。”
大白没想小女孩如此蛮横，饶有兴致，又说：“是啊。我没钱，你放过我吧。”
小女孩好像听不懂人话，又说：“没钱还泡妹子，还来这种地方消费。”
我不动声色，暗自为大白捏把汗。这小女孩是经过训练的吧，故意激怒对方，在极度不自信中让话语权占据上风。我和大白相互对视一眼，不露声色，嘴角扬了扬，我转头对小女孩说：“你真的是为自己卖花吗？是谁让你有这么自信的态度？需要我帮你报警吗？”
“神经病吧，大姐。”
小女孩说完这句蹦蹦哒哒的跑开了，我和大白耸耸肩。张智霖不早不晚，在这时冲过来，好像瞅准了时机一样，还是在暗中观察完一场好戏，才假装慌忙登场？
三人坐在街头，已经是凌晨2点，离我回老家的时间只剩下6个小时了，我们却没有走的意思，谈论着咸淡相宜的话题。
大白是一个聊天高手，估计和他爱看书有关，什么话题都能扯上一些关系。去塞尔维亚度假，他随身携带的书是《万古江河》，厚重一本，在飞机上我借来看过，此书包罗万象，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有民俗生活、思想信仰、文学艺术、经济社会的演变、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互动等。
我们瞎扯淡总是很轻松。一旦话题转移到自己身上，谈与己相关的事，忧闷到不想面对。与己相关的话题无非就那么几个，事业如何，结婚与否，对未来的打算。
张智霖突然感慨道：“我不能像你们一样无所顾忌的活着，我还是会在意周围人的眼光，会在意在这座城市有没有房，有没有车，有没有娶妻生子。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想遵照内心想法去生活，想浪就浪，做一个没有固定资产的人，一生轻松快活。”
“既然你已经有了主意，有何难？”
“世人的那把标尺会检测我，会让我畏惧，让我在意他人眼光。”
“韩国电影《熔炉》里最后一句台词是：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希望你在这个城市生活，在失落中找到生命的出口。”
三人坐在这座城市的街角，从深夜至凌晨，静静喝酒，静静谈话，我们散去的时候，夜幕也散去了。
我打车回家，坐在出租车上，司机健谈，从我是哪里人到做什么的，过年回家没有，扫机关枪一样，里里外外探听一个遍，然后回过头，用炙热的眼神望着我，期待我回答。我不回答还有些不好意思，可能还会影响他驾车。
我对答如流，像排演过一样，倒也轻松自在，不过几分真几分假，让司机自己判断。他其实并不在意是真是假，只不过找一个由头，打开话匣子。他好像几辈子都没讲过话一样，倒黄豆般滚滚而谈。
“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可不敢抱怨，有一份工作，吃饱穿暖，知足了。无论条件如何，保护自己，强悍必不可少。是吧？”
“嗯？”
我没太明白他零碎的表达，讲话欲望过于强烈，以至于什么都想说，又什么都没说清楚。师父说过，如果一个人活着只要有饭吃，同猪又有什么区别？
我们应该活在某种文明之中，为此去做点什么，用智慧去创造更好的世界或更理想的生活环境。智慧是认识这个世界的高级一点的方式，会让我们在失落中找到生命的出口，会一直走到心都出其不意的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