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篆、隶、草、章，工用多变，济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然后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故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验燥湿之殊节，千古依然；体老壮之异时，百龄俄顷。嗟乎，不入其门，讵窥其奥者也!”——唐.孙过庭《书谱》节录
习古人之书，文言文是最令人头痛的一件事，毕竟古今用词用语大相径庭，甚至连读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然古人为我们留下来的瑰宝，决不能因为古文晦涩难懂“攘臂而扔之”。
最令人捧腹的莫过于H国人，他们口口声声说屈原是他们的，孔子是他们的，“四大发明”也是他们的，却拒绝承认文化的源头来自于中国。究其原因，估计现代的H国年轻人都不读历史，而且想读也读不懂。因为当他们进入历史博物馆，发现他们的历史书籍全是汉字的时候，他们估计会痛骂那个发明“窗格子文字”的皇帝。
这是个惨痛的教训。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字、文化没有连续性，所导致的直接恶果将是自己姓甚名谁也不知道。
虽然汉字历经了几千年的演化，可毕竟还是汉字，它没有变成另一种文字，其中的精髓和奥妙得以传承和演绎。而文字是文化的载体，尤其是汉字不仅起到传情达意的作用，更是华夏文明智慧融于其中的结晶，因此我们的文化也得以绵延千载而不衰。
中国的文字可追溯到3600年前的殷墟甲骨文。当然在甲骨文之前也出土了年代更久远的文字符号，但真正成熟的文字是从甲骨文开始的。
到了周朝，考古发现的文字多出现在青铜器上，所以称之为“钟鼎文”，也叫“金文”。后来在“钟鼎文”的基础上发展成篆书，到秦灭六国之后，将秦朝使用的大篆经过改良，形成全国统一使用的小篆。
西汉流行的是隶书，史称“汉隶”。汉元帝的时候，为了给全国少年儿童编一本识字课本，遂命黄门令史游担此重任。史游是当时的书法家，不知道是他不够重视儿童教育，还是故意标新立异，急急忙忙写了一篇《急就章》交差。然而正是这篇《急就章》改变了隶书，这种书体为了书写便捷，简化了隶书，形成了草书的最早形式。为了与后来的草书以示区别，这种草书叫做“章草”，后来以张芝为代表的草书称之为“今草”。
而隶书的另一个演化则是楷书。楷书当时仍叫“隶书”或“真书”，楷书是后来才有的称谓。所以，篇首孙过庭《书谱》中“篆、隶、草、章“中的“隶”指的是楷书。楷书鼻祖钟繇是三国曹魏时期的书法家，他的楷书中依然保留着浓厚古朴的隶书之风。所以时人隶楷不分，皆以“真书”相称。
说到这里有没有发现，汉字的发展怎么竟然成了书法的演变？
我们以前练书法，老师总叫我们先学楷书，再学行书，最后学草书。所以总以为书法的的进化过程也是这样，当了解到草书比楷书出现更早的时候，我不禁愕然。现在有闲情去翻阅一些书籍，更得益于静心临帖，汉字背后的那些故事才逐渐清晰起来。
在这些故事中，王羲之的故事自然是最引人注目的。
书法演变到隶书、章草、楷书的时候，以钟繇、张芝为代表的一批殿堂级的人物，他们的书法造诣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难以企及的巅峰。就连被后人誉为“书圣”的王羲之，也每每将自己与钟张二人相比较，甚至很多评论者都认为钟张为“二绝”，钟繇精于楷书，张芝以草书绝伦。而王羲之之所以被誉为“书圣”，乃兼二家之长，同时还将一种书体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境界，这就是行书。
世人皆知，王羲之的《兰亭序》为天下第一行书。但我们可能并不知道至今仍流行的行书，在王羲之那个年代是不规范的用字。当时要么楷书，要么草书，没有第三个选择。楷书过于死板，草书又难以辨认，而行书介乎二者之间，成为时代必然的选择。当然并不是说王羲之发明了行书，而是说他推动了行书成为普遍接受的一种书体。这也是王羲之成为“书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成为一个划时代的人物。
听懂了没有？行书居然是最后出现的！
这里可能还有一个误区。很多人以为草书就是把字写得很潦草，龙飞凤舞，张牙舞爪，只要写成没人认识的就是草书。
前面说过，草书的雏形是从隶书变异过来的，是对隶书便捷化的一种写法。最早的章草是有专门的字典对照练习的，字体结构虽有变化，但有法度可遵循。什么笔画对应什么偏旁，什么部首对应什么符号，都有严格的写法，乱来不得。草书虽便捷，但学习起来相当于重新学了一种文字，而且不易辨认，这是最大的弊端。所以行书的出现无疑是对草书的致命打击，导致草书现在只能沦为博物馆里藏品。
不过我们可能忽略了草书的现实意义。首先，现在通用的简化字，很多都是从草书中演变过来的。我们没有沿用古人的繁体字，最大的原因就是嫌它“繁”。但我们并不知道，古人已经有简体字——草书。现在的简体字并不是随意编造的，更多的是结合草书字体演化而来。只不过我们享受了现成的“二合一”，却丢掉了繁体字应有的含义和韵味。其次，日本的文字也得益于汉字的草书，很多我们看不懂的日文，看上去很像一个个标点符号，其实就是由草书演变过去的。如果谁想学日文，那么先从草书学起，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嗟乎，不入其门，讵窥其奥者也!”难怪孙过庭有如此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