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历史，朝代更迭，看似平常事，其中有很多地方值得思索。权当“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吧。
秦、隋以及元朝，这三个封建大一统时代的王朝，可以说都是昙花一现，尤其是秦和隋二世而亡，套用一下俄国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们也可以这样形容这三个王朝，“长久的王朝都有相同的原因，短命的帝国各有各的不幸”。
我们先分析下这三个疆域空前的大帝国的相同之处吧：
结束乱世，统一中国。秦王朝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国割据混战的局面，统一山东六国，北击匈奴，南征南越，开疆拓土，一时无二；隋朝终结了南北朝以来的政权割据与对峙局面，重新建立起统一多民族帝国，开启了封建盛世“隋唐时代”；元朝，承继成吉思汗的蒙古政权，结束了辽宋金西夏等多政权并立的时代，更是将疆域扩大为中国有史以来的国土最大的帝国。有一句话叫“宁当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可见人心所向，人人都渴望安定与统一的环境，这也可以算作是王朝统一的一个重要条件吧。
创新社会管理制度，影响后世。旧有的制度已经无法适用新帝国的统治，毕竟面对空前的统治疆域，需要更加行之有效的制度。秦朝开创了中央三公九卿制度、地方郡县制，避免地方势力割据成王国势力，后来“汉承秦制”，几乎被西汉王朝照搬；隋朝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地方采取州县制，中央垂直管理地方，以科举取士，培养行政人才，后来唐承隋制；元朝面对更加广阔的疆域，其行省制度一直沿用至今，而且个人认为，其以宣政院管辖西藏，与今天的“特区”概念类似。
大基建运动。现代中国“基建狂魔”的名声享誉世界，实际上，中国历来就有大基建的传统，而在这三个朝代尤为明显。秦朝费尽了心思，筑长城，防御匈奴南下破坏生产；修驰道（高速公路），便于各地沟通与军事调遣；凿灵渠，开发大西南。当然，秦始皇陵墓也是浩大工程，虽然并不利于当时，却给今天带来巨大文化和经济财富，这里需要辩证看待。隋朝一项以洛阳为中点的大运河工程就足以留名史册，实际上大运河为唐朝带来更多实惠，唐人有诗为证“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元朝的大运河可能这一点不太广为人知，这却是今天大家更熟悉的“京杭大运河”。
下面问题来了，为什么三个看似强大的王朝，却都短命而终呢？
要知道，历来是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面对战争后的山河的满目疮痍，统治者面对的更加棘手的是治理问题，民生要管，生产要恢复，要有政策，也要有实际行动等一系列问题。
首先是结束乱世后，更重要的是治理。显然三个王朝没有处理这个大问题，秦始皇要面对此起彼伏的六国旧人反对与起义，六国人民还需要时间适应秦王朝的法律，因此以前对秦国行之有效的措施未必对六国人有效；元朝也是如此，自以为马上得了天下，还能在马上治理天下，推行人种等级制度这种完全不适应时代和国家发展的措施；而隋朝则穷兵黩武，耗尽国力去打一场难以取胜的对外战争，与高丽一战，直接导致了隋朝的衰落。显然，最高统治者和统治阶层虽然创建了好的制度，但并没有贯彻到统治下去。因此即便是隋朝初年有“开皇之治”的盛世，也经不起好大喜功的二代皇帝的挥霍。
古代中国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因此国家的兴衰，几乎完全取决于农业生产是否得到恢复与保障。从这一点来看，三个王朝都是没有做好。大兴浩大工程，现在看来确实对推动经济发展和民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问题在于，这种发展是否有足够的国力支撑，换句话说，底气足吗？无论是万里长城、灵渠、高速公路、还是开凿大运河，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翻翻史料，这些工程动辄都是发百万民夫修建，天下负担沉重的徭役力役。刚经过战乱，可以说民生凋敝，经济凋零，经不起过多的折腾，而且这些工程的作用并不是立竿见影，从效果上看，都是后代王朝受益。然而当时的民力却被耗干殆尽，于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用杜牧的《阿房宫赋》稍微总结下：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也是这个道理。
继承人的选择也是重要因素。一般王朝第一代打江山，二代守江山。我们不妨大胆假设下，如果扶苏接替了秦始皇成为秦二世，杨广没有成为隋炀帝，元朝在忽必烈后也有事宜的接班人，局面会不会更好些呢，社会矛盾会不会激化这么快呢？当然，历史无法假设。
有道是荀老夫子所言：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
尊重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民心所向，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