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肚里能撑船，自古成大事者，必有过人的气量。
萧何与曹参，虽然都是从沛县追随汉高祖刘邦起家的，但二人历来不和。西汉开国后，刘邦论功行赏，萧何与曹参争夺第一功臣，加剧了二人的不和。后来刘邦亲自拍板，萧何功居第一，曹参功居第二，萧何为丞相，曹参则为齐相。
多年后，萧何年老，行将就木，汉惠帝问萧何，萧丞相去世后，谁适合续任丞相？萧何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前嫌，推荐自己的“政敌”曹参出任丞相一职，这与刘邦的临终嘱托不谋而合。
后来萧何逝世，汉惠帝果然任命曹参为相。曹参为相，也以国家利益为重，并没有因为萧何是自己的政敌就刻意变更萧何时期的政令，而是“萧规曹随”，成为一时佳话。
汉武帝时，御史大夫的公孙弘位居三公，俸禄很多，却仍然以粗麻布做被子，一顿饭不摆设两种肉菜。
为人正直、眼里揉不进沙子的汲黯听说后，认为公孙弘是沽名钓誉、有心欺瞒世人，于是便向汉武帝告发了公孙弘，说：“公孙弘高居三公之位，朝廷给他的俸禄很多；但是他用布做被子，这是骗人的把戏。”
汉武帝就此询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确有其事。说到九卿当中与我关系好的，没有人超过汲黯了，可是今天他在朝廷之上质问我，确实切中我的问题。说到以三公的显赫富贵，而制作布被，与小官吏没有区别，这确实是矫饰做作，想借此沽名钓誉，正象汲黯所说的那样。况且，如果没有汲黯的忠直，陛下怎么能听到这些话！”
虽说公孙弘只是一个表面宽厚、内心计较的人，但他这一番话，还是说得很有气度。汉武帝因此认为公孙弘谦让、有度量，越发尊重他，不久就任命公孙弘为丞相。
宋真宗时期，寇准多次在真宗面前说王旦的缺点，而王旦却专门夸赞寇准的长处，还推荐寇准为宰相。有一次，宋真宗实在忍不住了，对王旦说：“你虽然一再夸赞寇准，可他却经常说你的坏话。”
王旦从容回答说：“本来就应该这样啊。我担任宰相的时间很久了，在处理政事上失误一定很多。寇准对陛下不隐瞒我的缺点，越发显示出他的忠诚，这就是我看重他的原因。”
宋朝的另外一位名相王安石也很有度量，他在变法的问题上与苏轼政见不合，矛盾重重。宋神宗熙宁七年，王安石变法失败，被罢去宰相之职，退隐金陵。三年后，苏轼也因为“乌台诗案”而锒铛入狱。
王安石得知苏轼遇难，便全力以赴设法营救，甚至还冒险给宋神宗上书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宋神宗万万没想到王安石回出面替苏轼求情，他见到王安石的上书，感慨万分，当即回复王安石说，此案即“以公（王安石）一言而决”。于是，被关在狱中130天的苏轼大难不死，得以释放。
王安石不因与苏轼政见不合就落井下石，反而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替苏轼说话，助苏轼一臂之力，足见王安石作为政治家的气度与风范。
萧何、王旦、王安石等人的言行，很好地诠释了“宰相肚里能撑船”的道理。事实上，在历史长河中，那些能够成就大事业者，无一不是心胸宽广之人。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他们又何尝不是心胸宽广的人呢？相反，那些心胸狭隘、小肚鸡肠、斤斤计较、睚眦必报的人，虽然可能暂时争得一城一地，但终究还是难以成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