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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书友在群里问，她正在看梭罗的《瓦尔登湖》，是否也有人在看。她想跟大家交流交流。我于是冒泡说，我看了一点儿，确切地说是看了序，感觉译本不是很流畅。她也困惑地说，看了两三章，感觉里面的文字好飘忽久远。另一位书友也表示看了开头就没有继续了。
“这书看不快的，要细嚼慢咽，得品！因为是外文书，翻译过来的，要看译本的，有的译本译得好，有的译得生涩，就像夹生的饭，读起来就会很累，很吃力！”
于是，大家不由自主地开启了一个重要的话题：译本对阅读趣味的影响以及如何选择译本？
“我看到最好的翻译过来的书，是罗国林翻译的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
我翻出了几年前发在朋友圈的阅读感受：“心绪不宁，读《波斯人信札》。这是一本奇艺巧妙的书，也许比孟德斯鸠的启蒙著作更有价值。然最令我讶异的是翻译得如此之好之美，一般的外文著作读之常感艰涩，它没有。读之如饴珍馐，不禁令我对译者心生尊重之心。”进而，又产生了美好的心境和感悟：“幸亏有书，何以解忧，唯有读书，只有书中的时光完全属于自己。”
这个译本真的好，读之让人时而抿嘴而笑，时而沉思不已。时隔几年，依然记得当时读《波斯人信札》的美好阅读体验，那种愉悦妙不可言，胜过吃任何山珍海味。也就是从这本书开始，我对译本特别注重起来，对译者也特别关注。
但并不是每个译者都能译出好作品。因为人十指有长短，水平有高低，译者不仅要有文学功底，讲究信雅达，更要有开阔的心境，将原著一一消化吸收，结合时代背景，参透作者心境，才能喷珠吐玉，笔下生辉。
我就曾经为读到不好的外国经典译本而头疼而沮丧：
“我发现自己是越来越读不进外国的小说了，不知道是翻译得有问题还是怎么的，也许是心不静。即便是海明威的作品。他描写的硬汉形象确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并不感人，情境也不美，只是他笔下的主人公倔犟地活着。
若论《活着》，余华写得悲悯而又温情，但国际上知道海明威的人多于余华。这是因为海明威的作品在特定的年代影响了许多人，展现了那个特定时代生活的原生状态和人与社会的整体精神风貌。但他的作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只是因为人物的硬汉精神却不是作品其他的感动了我。而《活着》中的主人公既有韧劲又有感染力，更令人动容。
但《活着》仍难超越《老人与海》的威名，虽然它获得了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最高奖项，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是没有被很好地翻译出去。如果有很好的译本，《活着》在国际上的声名也许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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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好不好，直接决定读者的多寡。据说《老人与海》有很多中译本，至少有30多个，可谓是“人丁兴旺”，毕竟是海明威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令人惊讶的是，第一个翻译《老人与海》的是张爱玲。虽然张爱玲也是作家，其译本有许多精彩之处，但个人风格特别强烈，就译本而言，不算最好。余光中也有译本，但小纰漏不少，令人遗憾。
在诸多译本中，上海译文出版社吴劳的译本是评价最高的，最为贴近原著。但正因其贴近原著，有些读者会认为比较生硬，不够流畅，因而更喜欢海观的译本。这两个译本就看读者自己心中怎么定义好翻译了，有人认为完全流畅的中文最好，有人则认为带有欧美味道的长句式读着才像原作。
曾有人将三者的译文在用词的精确上做了比较研究：
It was these sharks that would cut the turtles’ legs and flippers off when the turtles were asleep on the surface， and they would hit a man in the water， if they were hungry， even if the man had no smell of fish blood nor of fish slime on him.
张译：是这一种鲨鱼趁着乌龟在水面上睡觉的时候，会把乌龟的手脚咬掉，他们如果饥饿的话，也会在水里袭击一个人，即使那人身上并没有鱼血的腥气或是鱼的黏液。
海译：这些鲨鱼会趁海龟在水面上睡觉时就把它们的腿和前肢咬掉。它们饥饿的时候会咬在水里游泳的人，即使人身上没有鱼血的气味或者鱼的粘液。
吴译：就是这些鲨鱼，会趁海龟在水面上睡觉的时候咬掉它们的脚和鳍状肢，如果碰到饥饿的时候，也会在水里袭击人，即使这人身上并没有鱼血或者粘液的腥味。
原著讲述铲头鲨是一种如何富有攻击性的鲨鱼，其中讲到它们会袭击在水面睡觉的海龟和水中游泳的人。张爱玲将“turtles”译为“乌龟”。“turtle”通常指的是生活在大海边或大海中的海龟，脚上通常长有蹼，也就是“flipper”，而通常人们理解的“乌龟”在英语中的用词是“tortoise”，是陆生的爬行类动物。鲨鱼通常生活在海中，不会到陆上发动袭击，这样的翻译便是理解上的偏颇。
原著说铲头鲨会“cut the turtle’s legs and flippers off”，这里的“legs and flippers”， 张爱玲译为“手脚”，含义上没有问题，但过于笼统。海观译为“腿和前肢”，吴劳译为“腿和鳍状肢”，比简单翻译成“手脚”表意清晰，给读者以具象。海观和吴劳两者翻译的所指相同，均指海龟的两只后腿和两只进化成鱼鳍状的前肢，海观译文偏向口语化而显得流利，吴劳译文用词更为精确，讲究与原文的丝丝入扣，精细的描述使读者产生更形象的联想。
原著讲到鲨鱼饥饿时即使一个人身上没有敏感的气味在水中也会遭到攻击，形容没有气味时说道“no smell of fish blood nor of fish slime”。
这句话，三个译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吴劳理解为“鱼血或者鱼的粘液的腥味”，另两位理解为“鱼血的腥味和鱼的粘液”。这边理解的关键在于对于“had no…nor”句式的理解，或者说对于“nor”之后省略“smell of”的认识，补充完整后的句式应该是“had no smell of fish blood or smell of fish slime”，显然吴劳的翻译更准确。
我当时读的既不是张的译本，也不是吴劳译本，更不是海观译本，而是李宏编译的，个人阅读体验不好。建议还是买吴劳的译本阅读。因为他的译本更好地反映了海明威简练、有力、明快朴实、含蓄的文学语言和叙事风格及“电报式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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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梭罗的《瓦尔登湖》在国内大受追捧，也出现了不少中译本，据统计至少有35个译本，颇为惊人。
过去，大家公认是徐迟译得最好。徐迟是《瓦尔登湖》第一个译者，通常来讲第一个译者对原著的诠释是最好的，很大程度上能够真实呈现书的本来面貌。诗人海子曾对友人说过，他在1986年读的最好的书是《瓦尔登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的版本，译者为徐迟先生。他的朋友向他借来，读了两遍，并作了近万字的摘记，这说明当时的人对徐迟译本的喜爱程度。
但是也有人指出，译者所处的母语文化环境，与译者采取何种翻译策略有着密切的关系。翻译从某种程度上并不完全属于译者个人的行为，而是上升到了整个民族的层面，是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沟通交流。
因而，徐迟译本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时代的烙印，很多翻译或多或少都有些缺陷，比如“以水貂和麝鼠的勇敢来安慰自己”、“使忠于职守的牧人要跳过篱笆，遇到过很多困难”，这些看似很文艺的语句实际上是错译。
除了徐迟的译本，其余34个译本里，仲泽的译本是最新的译本，也许是目前最为贴近原文、汉语表达最为雅正的一个本子。我特意在当当购买了该译本，同时也购买了译林出版社许崇信和林本椿合译的那个版本的电子书，有人认为许和林将原文的意思翻译得完整到位。但我个人仍喜欢和推崇仲泽的译本。
知乎上有人对《瓦尔登湖》的不同译本做了比较，他认为仲泽的译本最佳，我非常赞同他的观念，他说对于文学性书籍的翻译，一定要把句子翻得优美，力求表意准确。
他首先对比了全书正文第一段的不同翻译：
When I wrote the following pages, or rather the bulk of them, I lived alone, in the woods, a mile from any neighbor, in a house which I had built myself, on the shore of Walden Pond, in Concord, Massachusetts, and earned my living by the labor of my hands only. I lived there two years and two months. At present I am a sojourner in civilized life again.
徐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当我写后面那些篇页，或者后面那一大堆文字的时候，我是在孤独地生活着，在森林中，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瓦尔登湖的湖岸上，在我亲手建筑的木屋里，距离任何邻居一英里，只靠着我双手劳动，养活我自己。在那里，我住了两年又两个月。目前，我又是文明生活中的过客了。
田然-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版
当我写下这篇文章，还有后面许多文字的时候，我一直独居在森林中的一间小木屋里。它是我亲手搭建的，坐落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的瓦尔登湖岸边。在木屋的四周，一英里内都没有人烟，我仅仅依靠我的辛勤劳动来养活自己。我在湖畔住了两年零两个月。现在，我又步入文明社会，成为一名过客了。
王家湘-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当我写出下列篇章、更确切地说是其中的大部分篇章的时候，我是独自生活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瓦尔登湖旁森林中一所我自己盖的小屋里，周围一英里之内没有任何邻居，完全依靠双手的劳动养活自己。我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又两个月。目前，我又是文明生活里的过客了。
李暮-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下面的这些文字，这些篇幅，是我在享受孤独的生活时候写出来的。在森林中，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瓦尔登湖的湖岸上，在我亲手建筑的木屋里，方圆一英里之内，没有任何居民，在这里我只靠自己的双手劳动养活自己。在那里，我住了两年又两个月。可是目前，我又像一个过客一样回到匆匆的文明社会里。
许崇信，林本椿-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
当我写下后面的记录，说得确切点，写下其中的大部分时，我独住林中，距离任何邻居都有至少一英里之遥，就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瓦尔登湖岸上，我亲手盖的一栋房子里，全靠自己双手的劳动度日。我在那边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如今，我又回到文明生活中寄迹了。
他认为上面五个译本差别不大，均有徐迟译本的缺点，唯有仲泽译本非常不错。
仲泽-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本书文字，或者说其中大半，写于数年之前。当时我孤身一人，在马塞诸塞州康科德密林深处的瓦尔登湖畔生活。我在那里亲手搭建小屋，营谋生计。我僻居其间两年有余(两年又两月)，最近的邻人也在一英里之外。此刻，我又重返文明世界，匆匆驻足，聊充过客。
他认为这个译本最后一句，翻译得特别准确：“此刻，我又重返文明世界，匆匆驻足，聊充过客。”中“重返”二字写出了我回到文明世界，“匆匆”写出了我在文明世界的时间之短，很慌忙、急切，想要马上回到瓦尔登湖；“聊充”中的“聊”是姑且，勉强之意，写出了我的不情愿；“充”即“充当”，一般是充当一种职务（如：充当负责人），而此处“充当过客”则把过客看作职务（一般要履行某种义务、责任），因此很不情愿。
再跟随他来看看李继宏翻译的：
在撰写随后的篇章、或者说大部分篇章时，我独自生活在森林里，方圆一英里荒无人烟，房子是我自己盖的，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的瓦尔登湖畔，日常生活所需也都靠双手的劳动来解决。我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又两个月。如今我重又当起文明生活的过客。”
他认为，就看最后一句话“如今我重又当起文明生活的过客”，就远不如仲泽翻译的。
显然，这位知乎上的大侠对《瓦尔登湖》的不同译本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他的分析有理有据，加上我自己对仲泽译本的阅读感受，我也推荐大家购买《瓦尔登湖》的仲泽译本。另外，还有一个译本也不错，《瓦尔登湖》译者：刘绯，广州：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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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韦努蒂说过，“翻译向来都是一种双重写作，是根据本土文化价值观重写原文”。赵稀方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启蒙作家写作、普通人阅读、令人如痴如醉、惺惺相惜的那个人，不只是原作作家，还有藏在他背后的那个人——译者”。
译者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人们时常会忽略他们的功劳。不过也有很多读者在挑选译本时会执着地认准自己喜爱的翻译家。
出自南京的翻译家姐妹马爱农、马爱新就因合作翻译《哈利·波特》系列小说而出名。很多中国哈迷评价说她们的中文译本“让人觉得轻松亲切且准确，小说也有她们的再创作，有她们的审美情趣、语言习惯和行文风格，没有童心的人是译不好的。”
台湾著名翻译家邓嘉宛译有《魔戒》《精灵宝钻》《胡林的子女》《饥饿游戏》《暮光之城》等四十余种作品。因为她的译文能很好地保留托尔金典雅庄重的风格以及诸多难以翻译的细节，所以有很多托尔金迷认准了只买邓嘉宛版本的《魔戒》。
好的翻译不是直译而是再创造。好的译者之所以好，因为他翻译出的语言既准确还原了原文，又带着中文独特的语言美感，甚至还能读出译者本人的喜好和风格。爱书人之间有一句俚语来形容这种内心选择：“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一个译本鲜不鲜，合不合口味，只有看书的人自己最清楚。
王小波对此很有自己的感触和见地，他在《我的师承》一文中，谈到了对译者和译文的看法。他说小时候，他哥哥给他念查良铮先生译的《青铜骑士》：“我爱你，彼得建造的大城/我爱你庄严、匀整的面容/涅瓦河的流水多么庄严/大理石平铺在它的两岸……”
当时他哥哥对他说，这是雍容华贵的英雄体诗，是最好的文字。相比之下，另一位先生译的《青铜骑士》就不够好：“我爱你彼得的营造/我爱你庄严的外貌……”他猜测这位先生准是东北人，其译作带有二人转的调子，和查先生的译诗相比，高下立判。
那一年王小波十五岁，就懂得了什么样的文字才能叫作好。
到了将近四十岁时，他读到了王道乾先生译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文字境界。道乾先生曾是诗人，后来作了翻译家，文字功夫炉火纯青。他一生坎坷，晚年的译笔沉痛之极。
王小波以《情人》开头的一段为例：“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很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你比年轻时还要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年轻时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貌。”
他认为这也是王先生一生的写照。杜拉斯的文章好，但王先生译笔也好，无限沧桑尽在其中。他称赞道，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他何止是尊敬他们——更爱他们。他们对现代汉语的把握和感觉，至今无人可比。一个人能对自己的母语做这样的贡献，也算不虚此生。
他甚至认为傅雷、汝龙等先生的散文译笔，都不及查先生和王先生。因为他们译的文字都是好的。但是最好的，还是诗人们的译笔；是他们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没有这种韵律，就不会有文学。
由此，大家可以想见，王小波为何对《情人》一书评价那么高了：
“我喜欢过不少小说，比方说，乔治·奥威尔的《1984》，还有些别的书。但这些小说对我的意义都不能和《情人》相比。《1984》这样的书对我有帮助，是帮我解决人生中的一些疑惑，而《情人》解决的是有关小说自身的疑惑。这本书的绝顶美好之处在于，它写出一种人生的韵律。书中的性爱和生活中别的事件，都按一种韵律来组织，使我完全满意了。就如达·芬奇画出了他的杰作，别人不肯看，那是别人的错，不是达·芬奇的错；米开朗琪罗雕出了他的杰作，别人不肯看，那是别人的错，不是米开朗琪罗的错。现代小说有这样的杰作，人若不肯看小说，那是人的错，不是小说的错。”
与其说王小波迷的是杜拉斯，不如说他迷的是王道乾先生，尤其是他推崇的韵律感，有没有感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