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的最早发生地在哪里？（三）
在文字生成的地方！
本质上，“文化”发展为“文明”就是——从“画花纹（花纹－文化）”到“明花纹（明文－文明）”的发生过程。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步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如果“刻绘符号”没有构成一个发展序列、没有组合出由“单一”到“多样”的记录行为，我们便无法从中找到文字由简单→复杂、由符号→真正文字的相关演变过程。比如：单个的刻符一，不能升级为二、三、四，就代表它没有从单一构建出延续性的发展。
刻绘符号不一定是人类的“文化”现象，也并不一定能反映我国文字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因为某些刻绘符号有可能是“无心”之作，并非“蓄意”而为，它们没有以“传承”的方式发展，而是表现为“独立产生”。所以，无法从这类“刻绘符号”身上，找到文化谱系和文字生成谱系。
也许，很多“刻绘符号”只是“落后”者对“先进”者的模仿学习，类似文明社会中，幼稚儿童期的模仿图写行为，这种行为结果虽“像”却“不是”。要知道，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不对等性，不同区域的文明，其发展进度也会不同。
总之，刻绘符号并不代表人类文字的原始萌芽，而我们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所发现的那些早期刻绘符号，远不能还原出早期文字，更无法证明早期文字是由这些符号发展而来，因此，也就不代表，制作刻绘这些符号的人，就是人类文明起源的创导者。
很多学者主观认为这些区域所出现的刻绘符号，比文字出现得早，所以他们认为这些刻绘符号就是文字的起源，其出土地就是文明的起源地，而这些刻绘符号的作者就是文明起源的创导者……然后他们想方设法地去证明上述观点。
对此，我现在就能作出预见性的判断，那便是——他们这些观点是片面和狭隘的，而以此作为奋斗目标的论证举措，最后都会“无功而返”！中华文明就像一条河流，想要找到它的源头，就必须逆河而上往前寻求，而那些所谓的“刻画符号”根本不属于这条河流的“范畴”，只是零星分散的一个个水潭／水坑，要从它们身上找出“文明河流”的源头，结果可想而知。
经过多方考证，我得出的结论是：华夏最早的文字，其实出现在珠江流域。在这里，能找到并且满足中华文明“文字起源”的顶格还原条件。这里的古人，不但记录有文字的“造”法，还有文字的“应用”，以及文字的“传承” ……这些记录隐藏在两河之间的“洛”地，找到它就能找到“文明起源”的又一个证据。
要证明我们的“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年的历史（“文明起始～截止现在”时间已有五千年），就必须先证明有关“文明”起源的事，即何时、何地、何人开始做何事而形成“文明”。
证明“文明起源”的证据，必须是文明形成与传承中，那些最基本、最核心、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要素，比如之前已发文论述的单质金属的使用、水稻栽培技术的发明，今天所说的“洛”文字的创造，以及后面将要论述的其它证据。
百年考古，使我们找到很多被称为“文化”之地的“地文”，例如：仰韶文化、二里头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等（如下图所示）；“文化”到“文明”的突破虽然仅一字之差，但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探索“文明”起源依然还是遥遥无期。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和深度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