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先生的书于我而言，却有几分晦涩难懂，并不是指书上的知识，而是先生着文所用的半白话半文言的风格。有些文字的断句不同会有不同的含义，还有不少现在已经遗弃的表达方式，在行文中可以感受到先生学识的博大精深与学贯中西，然为文风格，确实不是业余读者所能接受，算不得通俗读物。一是文言文的形式已经脱离了写作和生活，二是我们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文言学习，又或者说的在义务教育中我们仅仅学到了一些皮毛而已，之后没有了语言环境，没有书写要求，于是便更觉得不知其所云了。有时我亦觉得文言之美，当在白话之上，言简意赅，微言大义，浓缩的那种语言美，唯汉文之所有。

古之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流传于世，亟待五四之始，白话运动举义向文言宣战，一时之间，风起云涌。无数文学大师在面对国之羸弱之时，奋而行白话运动，全否千年之文脉。如今看来，不胜唏嘘感叹。当初大师之辈，幼时家境敦实，藏书殷实，私塾之学堂岂独有哉。悌习三字经书，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自幼熟知，又兼恩师、慈父时时教习，古之文学底蕴不可谓不深，根基不可谓不厚。然一朝兴起，便言废弃，于今而言，不可谓不悲。国之羸弱，全在文字，亦全在乎文言哉？

胡适之先生亦是当时风流人物，学贯中西，弱冠之年，受聘于北大教习，至今看来，亦是光宗耀祖，门楣高亮之事。诚可告慰先人之灵位，焚香而祷告。然此类人物，于当是时也，全否国之文脉根基，唯向西习。以致百年之后，国人竟不懂文言之趣。读之多浑浑噩噩，不知其所言之何意，此不可谓不悲矣。

但是对于那场运动，虽有许多的不利之处，然于今看来，还是利大于弊。只是全面的否定之论，确实有些矫枉过正之嫌。古人之中庸，讲究平衡，讲求自然之道，天人合一。亦是讲求月盈则亏，水满则溢。当时的全否，如今百般补救还是不能挽回。有时一种东西一旦消除，便很难挽回，便是全力以赴，也无法达到当时的状况。就像有些人一旦转身，再去奢求能够回头，无异于痴人说梦，即便勉强回头，又岂能忘记这一段经历。

闲话扯过，今看看先生在此书中讲述何物？人心，人生。先生所言人心者必依附于人体所来，而人生之论，顾名思义，即是一人之生之事。先生言：心理是事实，而伦理是价值判断。自然反求于事实，继而是判断。又言人类心理的二分法在于“本能”、“理智”；或是罗素之三分法“本能”、“理智”、“灵性”。先生回顾昔年之论断，又言随年齿多增，新的思维不断的转换，变动。于是提出自己的三分观念，先生言之人心当从“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来论断。先生引篇采纳的文篇约略有《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从其间寻出人心的论证，先生所言之，战争的目的在于人的主动性，不是被动性。同样战役的胜利在于灵动性，活学活用，而绝非一成不变，继而谈论到人心的作用，同理，人心的计划性质亦在于此。人心计划性区别于动物的本性。

当然，前期之文先生言之，其在国之艰难，离乱频繁之间。于今人之所见，有不合时宜的论断，但在当时之中国，有启民智之用。先生亦在文中罗列言之，年齿之长，每多有所感，此书仅为当时所想，而绝非一成不变之论。设想千年之前，商鞅之驳斥守旧者祖宗之法不可变，亦为皇皇之音。惜哉后世之君，不启民智，因循守旧，以致国之衰败百年。古之儒家异于今日之儒家，古之文人亦迥异于今之文人。设想春秋之时，百家争鸣，众多流派，竞相绽放。当是之地球，唯中国与西方雅典文明相辉映。当时之文人傲骨，重名节轻生命，信诺而不耻狡黠。文士之资，文可以安国守民，武可以开疆拓土。后世亦有魏巍秦汉，皇皇隋唐。后人若效之，又岂落于百无一用是书生。

此书读结，其实亦有诸多不通之处，尚待反省诸几的。又或者说心中的知识理论体系的搭构还不完善，先生以为人心是与社会交往而发展起来，并不能单独剔除社会存在而单论人心，这样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念的，并社会形态构造的历史发展而引导着人心的发展，亦不是一成不变的。及后文论述人资于社会生活而得发展成人如今日者，以及东西方的文化的比较，宗教对于人生的支配作用等。当待仔细研磨。

人生的发展是一个生生不灭的过程，而人心亦是如此。人生代代无穷已，前人已去，今人尚在，后人待生长所成，故古之言者亦是不断的发展之中，尚有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