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01 生命的意义

每一个人都背负着三大约束而生

它们构成了现实，人生所要面对的一切问题或疑问都因它们而生

在回答之中，我们将找到自己对于人生意义的解读

        人类总是生活在“意义”之中。我们从来无法经历抽象的事物，而需要从人类的角度来体验。即便是最原初的体验也受控于我们人类的观点。“木头”指的是“木头与人类的关系”，而“石头”则意味着“作为人类生活要素之一的石头”。任何试图抛开“意义”来探讨环境的人都必将是如此不幸：他将自己与他人隔离开来，他的行为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其他任何人都将是无用的——一言以蔽之，这些行为将变得毫无意义。然而，并没有任何人能真正逃离“意义”。我们只能通过自身所归因 的意义来体验现实——不是事物本身，而是经过解读的某物。因此，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以下结论：意义永远是不完整的，解读的工作或多或少都未完成，甚至它可能是永远也无法被恰当而完整地阐述出来的。也就是说，意义的国度就是各种错误存在的国度。

        如果我们询问某个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很可能无法回答。绝大部分人根本就不会用这样的问题来困扰自己，遑论寻找答案了。事实上，这个问题就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在我们的时代里，年轻人——更年长的人也不例外——偶尔会追根究底：“但生命究竟是为了什么？生命意味着什么？”然而，若说人们只有在遭遇某些挫折时才会提出这些问题，这也是事实。假如生活一帆风顺，无须面对艰难的考验，诸如此类的问题绝不会被宣之于口。与其听其言，不若观其行，人们必定会在各自的行为中提出他们的问题，并加以解答。如果我们能够塞住耳朵，专注于观察人们的行为，就会发现每个人早已得出了他们自己所独有的“生命的意义”，而他们所有的观点、态度、行为、表情、习性、志向、习惯和个性特征都与这一意义紧密相联。每个人都表现得好像他们能够依恃某种对生命确定无疑的阐释。不言而喻，人们的一举一动中都蕴含着对于世界和自身的总结，一个“我就是这样，世界就是这样”的论断，一种赋予自身的意义、解释生命的意义。

        有多少人类，就有多少种生命的意义。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提及的，每一种意义在某个层面上来说都是错误的。没有人知道生活的绝对意义，也正为此，任何一种能够有所裨益的解读都不能被判定为绝对错误。所有的意义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衍生变化。然而，择善取优，我们还是可以在这么多种解读中分辨出切实有效的和乏善可陈的，掂量出错得轻微些的与错得更离谱的，进而发现较好的解读所共有的要素，以及差强人意的那部分解读中所普遍缺乏的东西。并据此寻找到一个关乎“真实”的公共尺度，一个普世的意义，从而获得解密人类现实的能力。在此，我们必须牢记，所谓“真实”，是与人类有关的“真”，是能够为人所用、所追寻的“真”。再也不会有比这更加真实的“真”了。换言之，即便有另一种“真实”存在，那也与我们无关。我们永远无法知晓它，它毫无意义。

人生的三大任务

        每一个人都背负着三大约束而生，这是三个不容忽视的人生枷锁。它们构成了现实，人生所要面对的一切问题或疑问都因它们而生。它们一再在我们面前出现，我们常常不得不回答这些疑问，解决这些问题。在回答之中，我们将找到自己对于人生意义的解读。

        第一大约束，是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小小星球——地球的坚硬地壳表面，别无他所可居。我们必须倾尽所能，与地球资源更好地共存，同时受它的制约。我们必须健壮体魄、发展心智，来继续我们个人在地球上的生命，确保人类的存续。这是没有人能逃开的挑战。无论做什么，我们的行为都是我们对于人类生活状况的回答：它们揭示了，在我们心目中，必须的、合适的、可能的和有价值的究竟是什么。每一个答案都基于同样的事实：我们是人类的一员，人类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考虑到人类躯体的孱弱和生存环境中潜在的各种危险，对于人类来说，修订我们的答案，放长眼光并考虑其可持续性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唯此才谈得上谋求个人的更好生活与整个人类的福祉。这就像解数学题一样，我们总得找出一种解答方法。不能指望好运，不能依靠猜测，唯一的办法就是使尽全身解数，坚持不懈地工作。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绝对完美的答案来一劳永逸地构建万应灵丹似的真理，相反，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竭尽所能去寻找一个接近完美的答案。并且还得不断努力，以求更上层楼。当然，无论什么答案都无法脱离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生活在地球上，一切的利与不利都源于此。

      第二个约束，是没有谁是人类中唯一的存在。我们生活在人群中，与他人息息相关。独木难支，单一个体绝无可能与世隔绝地达成其目标。如果他们孤零零地生活，试图独自面对自己的问题，等待着他们的便只有死亡。不但自己的生活将无以为继，亦无力为人类的繁衍生息聊尽绵薄之力。因此，人们多少总会与其他人发生关联，以此来弥补自己的弱点、短处和局限。无论对于个人还是人类整体的幸福而言，贡献最大的正是伙伴关系。同样，有关生活的问题，每一个答案都受制于这一约束，都必须承认以下事实：我们生活在与他人的联系之中，一旦隔绝，即是灭亡。若要生存，哪怕是情感也要与一个最伟大的问题、目的和目标相一致——这就是，在这个星球上，我们个人的生活乃至人类的生命能够延续，全仰赖于与他人的群居共存。

        第三个支配着我们的约束在于，人类由男女两性构成。个体与集体生活的存在也都必须考虑这一要素。有关爱与婚姻的问题便受制于这第三条约束，没有哪个男人或女人能够罔顾它而度过一生。人们在面对这一问题时的态度与作为便是他们对此所给出的回答。人们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一个人所笃信的唯一解决之道便体现在他的行为之中。

        事实上，三大约束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我们的星球家园里有如此多的局限，该如何在其中找出一个可赖以生存的方式或职业？第二，如何找到我们在群体中的位置，以便与他人达成合作，并享受合作的益处？第三，我们该如何自我调整，理解两性的存在以及依赖于两性关系的人类繁衍问题？

        个体心理学发现，一切人类问题都可以归类到这三个主题中：职业、社会与性。通过审视面对这三类问题时的反应，人们就能够了解到他们自己对于生命意义的解读。举个例子，假设有这样一个人，他的爱情生活一片空白或不尽如人意，工作上一无所长，没什么朋友，甚至以与人交往为苦。从这种种他加诸自身的局限与制约上，我们可以推测，他必定视生存为难事，认为生活中危机四伏，少有机遇，而且常常遭遇失败的挫折。他的生命空间如此狭窄，犹如在宣示着这样的观念：“生活即意味着保护自己免受伤害，把自己圈起来，全身而退。”

        反过来，我们再设想这样一个人，他拥有亲密融洽的爱情生活，工作卓有成绩，朋友很多且交友广阔，无往不利。那么他一定是将生活看作一项创造性的使命，认为生活提供了无数的机遇，也不会有什么闯不过的难关。他在面对生活中各种问题时的勇气所传达的是：“生活就是对人的兴趣，就是成为整体中的一份子，将我的力量贡献出来，谋求人类的福祉。”

社会情感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所有错误的“生命的意义”与所有真实的“生命的意义”都有其各自的共同点。那些看起来失败的人——神经官能症患者、神经失常者、罪犯、酗酒者、问题儿童、自杀者、性变态者和卖淫者——之所以“失败”，正是由于他们缺乏同伴感和社会兴趣。在处理有关工作、友情及性的问题时，他们不相信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合作来解决。他们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是完全个人化的，即无人可由他人的成就中获益。他们所追求的成功，事实上仅仅是一个成就虚幻的个人优越感的目标，而他们的成就也只对他们自己有意义。

        比如，谋杀者们承认，在手持武器时会感受到一种权力感，但很显然，他们只能自我认可其重要性。对于除他们以外的人来说，诸如仅仅拥有一件武器便等于获得了某种超凡价值的推论是不可思议的。归根结底，个人化的意义其实毫无意义。只有在沟通交流中有效的意义，才是真正的意义：正如一个指代某物的名词如果只为某一个人所了解，那它便是无意义的。我们的目标与行动亦是如此，它们唯一真实的意义便是对他人的意义。每一个人都为追寻意义而努力奋斗，个人的意义完全建立于对他人生命的贡献之上，如果不能明了这一原则，人们就常常会犯错。

        有一个关于小宗教教派领袖的故事：一天，她将追随者们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下一个星期三就将是世界末日。她的信徒们大惊失色，立刻变卖掉所有家当，抛开一切所谓世俗的烦恼，等待着预言中滔天大祸的来临。然而，星期三静静地过去了，与往常没有任何不同。一到星期四，信徒们就怒气冲冲前来质问领袖了。“看看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些麻烦，”他们说，“我们抛下了所有的财产。对每一个遇见的人说世界末日将在星期三降临，当他们嘲笑我们时，我们还坚定不移地告诉他们，消息来自一位绝对可信的权威人士。结果呢？星期三就这样来了又走了，世界仍好好地在那里。”“但是，我的星期三，”这位女先知说，“并不是你们的星期三啊！”就这样，她用一个完全个人化的概念来保护自己免遭责难。因为个人化的概念是永远无法被验证的。

        所有真实的“生命的意义”都有一个共同标志，那就是它们都具有普遍意义——能够为众人所分享，为他人所接受。对于生命中种种问题来说，一套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时也是为他人树立的样板范例，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解决普遍问题的成功之道。即便是最伟大的天才也无法超脱出“卓有建树”这样的评价——只有当一个人的生命被其他人认为是举足轻重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被称为“天才”。在这样的生命中所传达出的意义总是告诉人们：“生命，就意味着做出贡献。”我们并非在这里谈论所谓的动机，因为我们不在乎宣言，只关注实实在在的成果。但凡能够处理好人生问题的人，其所作所为无不传达着这样一个信号，即他们仿佛已经透彻地、自然而然地理解了生命的意义，懂得最根本的东西在于对他人的关注以及集体协作。他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看起来都符合人类的群居本性，在遇到困难时，他们会努力寻找不损害他人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对许多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个全新的观点。人们会怀疑，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关注他人以及合作，这真的是对的吗？也许还会问：“那么个体呢？如果一个人永远只考虑其他人，只体现在他人的福利之中，不是一定会损害他本身的个性么？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总得有某些人为了谋求发展而需要首先考虑他们自己的问题吧？难道不应该让某些人首先学会保护自己的利益或加强自己的个性吗？”

        我相信，这种观点是一个巨大的谬误，它所提出的问题也根本就是个错误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根据他总结出的生命意义行事，希望有所贡献，而他的一切动机也都直接指向目标，那么自然就能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唯有这样才有可能达成最终目标。他们将根据个人目标的要求来打造自己，培养社会情感，在实践中日臻成熟。一旦目标确立，训练便随之而来。之后，也只有在这以后，人们才会开始武装自己，解决生命中的种种问题，磨练自己的能力。就以爱情与婚姻为例吧。如果我们关心自己的爱人，如果我们能够竭尽所能地令爱人的生活舒适富足，那么自然就会呈现出最好的自己。反之，假如我们认为应该在一个纯粹的环境下发展自我人格，拒绝一切有利于他人的动机，那么只会成为一个嚣张跋扈、令人生厌的家伙。

        关于贡献与合作正是生命的真义这一论断，还有另一个明证。环顾周遭，如今我们继承到的一切都来自祖先的馈赠。放眼看看吧，他们留下来的全都是造福于人类的东西，农田、公路、房屋建筑，历历在目。祖祖辈辈的人生经验，借着传统、哲学、科学、艺术以及应对各种人类境况的技术传递给了我们。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些对人类福祉有贡献的人留给我们的。

        其他人都到哪里去了？那些从不合作，为生命赋予了其他的意义，只会问“我能从生命中得到什么”的人，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终究不过是灰飞烟灭，了无痕迹。他们不仅仅是作为个体早已死去，就是在整个生命中也庸碌无为。就好像是地球本身在对他们发言：“我们不需要你们。你们不配拥有生命。你们的所谓目标，所谓奋斗，所谓珍重的价值，所谓思想和灵魂，毫无未来可言。滚开吧！你们不受欢迎。灭亡吧，消失吧。”所有认为生命的意义并非合作的人们，永远只能得到一个最终判词：“你一无是处，没有人需要你。走开！”当然，在我们当下的文化中还能找到许多不完美的地方。只要发现有哪里不令人满意，我们就必须去改变它，而这改变长远来说也一定是对人类有益的。

        总是有人能够明白这一事实，他们知道生命的意义便是关注人类整体，他们愿意努力促进社会利益与爱的增长。我们能够看到，所有宗教关注的都是人类的救赎之道。在人世间一切伟大的行动中，人们总是努力提升社会利益，而宗教则是其中最伟大的努力之一。只是它们常常被误读，并且也很难说究竟要如何才能比现在做得更好，除非有一个办法能更切实地解决这一共同任务。个体心理学从科学角度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同时还期望能够以科学的方式来达到目的。我相信，这是一个进步。通过提升人们对于所处群体和人类福祉的关注，或许科学比政治、宗教等其他运动都更有成效一些。尽管角度不同，但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向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提高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注。

        我们所领悟到的生命意义既可能成为人生历程中的守护天使，也可能成为挥之不去的恶魔，那么显然，了解这些意义的形成与由来就十分重要了——它们是怎样区别于其他意义的？万一领悟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偏差，又该如何将它们导入正途？这正是心理学要做的事情，是它有别于生理学和生物学的地方，它让我们得以理解各种不同的“意义”，知晓它们是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乃至命运的。

儿童成长期的经历

        早在个体的生命之初，就已经能够展现出人类对于“生命的意义”的探索了。即便是小小的婴儿，也会努力去判断自己所拥有的力量以及在所处生活环境中的地位。五岁前，儿童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牢固的行为模式，能够开始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应对问题和任务，我们将这称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已经形成了个人最为根深蒂固，也最恒定的概念，知道能对世界和自身期待些什么。从此以后，世界在他的眼里就被放进了一个固定的统觉 框架中。一切经验都得经过解读后才会被接受，而这解读又往往离不开儿童时期形成的对生命意义的原初理解。

        哪怕这个意义大错特错，哪怕面对困难和任务时一再被误导，总是摆脱不了苦恼与不幸的纠缠，人们还是不会轻易放弃它。要纠正我们观念中对于生命意义的误读，唯有重新审视造成这一错误认知的环境，回头寻找到错误之所在，最终完成统觉框架的修订。在极少数情形下，也可能有人被歧途导向的严重后果所迫，自行修正了他们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从而成功调整了自己的处事方式。然而，若无一定的社会压力，若非意识到继续旧的行为态度无异自我毁灭的话，人们是绝对不会主动走出这一步的。通常来说，人们要调整其生活方式，最有效的方法是借助于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的帮助，因为他能够了解这些意义，能够帮助人们发现最初的错误，并提供一个更为恰当的生命意义。

        让我们来勾勒一幅简单的图画，看看童年情境在不同方式下的诠释。对不同的个体来说，童年的不愉快经历可能会被赋予大相径庭的含义，并由此导出截然不同的对于生命意义的解读。比如，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如果对未来产生了影响，人们就会无法释怀。有人会想：“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样不幸的状态，确保我们的孩子能够在好一些的环境下成长。”而另一个人也许就觉得：“生命太不公平了！其他人总是那么幸运。既然老天这样对待我，我何苦要对这个世界好？”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父母在提及他们的孩子时会说：“我小时候也吃过很多苦、遭过很多罪啊，我都扛过来了。为什么他们就做不到？”又或许，第三个人的感受另有不同，他认为自己无论做什么都应该被原谅，因为“我有个不幸的童年”。在每个个案里，人们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都会直接体现在他们的行为上，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转变观念，他们就永远不会改变行为的方式。

        这是个体心理学有别于决定论的地方：经验本身无法决定成败。我们并不会因经历本身所带来的冲击而受伤——也就是所谓的“创伤”——而只是从中提取出符合我们目标的东西。决定人生的不是经验，而是我们自身赋予经验的意义。如果我们把某些特定的经历当作未来人生的基础，那么或多或少就已经开始误入歧途了。生命的意义不为环境所决定。我们通过赋予环境的含义来决定自己的人生。

生理缺陷

        然而，童年期的某些境遇常常会导致对生命的错误解读，大部分的失败人生也都发生在曾经经历过这类童年情景的人身上。幼时曾饱受身体残障和病痛困扰的儿童往往属于这一类。他们经受了太多苦楚，以至于很难感受到为社会做贡献即是生命的全部意义。除非有某个亲近的人能够引导他们将注意力从自身的种种问题转移到关注他人上，否则他们的眼里多半都只看得到自己。在如今的社会里，他们的自卑感还颇有可能因那些怜悯、嘲笑或厌恶排斥的目光而越发强烈。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很可能变得孤僻内向，丧失掉成为社会中有用一员的期待，甚至觉得遭到了整个世界的羞辱。

        我想，我是第一个描摹出这些孩子所面临的困境的人，他们或者机体不健全，或者腺体分泌出现了失调。科学在这一分支上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但若是继续沿着固有道路走下去的话，我却很难看出它还能有怎样的发展。从一开始，我就在寻找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而不满足于仅仅将失败归咎于基因或生理的问题。没有什么生理障碍能够强迫一个人进入扭曲的生活方式。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生理机能（腺体）在两个孩子身上会产生一模一样的效应。事实上，我们反倒常常看见那些克服或正在尝试克服困难的孩子一步步拥有了非比寻常的有用才能。

        由此可知，个体心理学所宣扬的并不是优生学理论。许多杰出的人物天生就有着某种生理缺陷，却为我们的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许多一直饱受病痛困扰，甚至英年早逝。他们总是努力对抗困难，无论是生理的还是物质的，随之而来的，便是进步与发明。抗争令他们强大，令他们能够走得更高更远。我们无法从生理上来判断为什么思想会变好或变坏。然而，到目前为止，大部分身有残疾或患有内分泌类疾病的孩子还都没能得到正确的培养。他们的困境无人了解，大多数人都滑入了自我中心的深渊。为什么我们总能在那些从幼年起便遭遇生理困境的孩子身上看到那么多失败的情形？这就是原因所在。

溺爱

      常常会导致儿童误解生命意义的第二种情况，便是溺爱。蜜罐里长大的孩子会觉得自己的意愿就是金科玉律，一定要得到满足。他们享受着众星拱月般的照顾，却不需要为之付出任何代价，以至于渐渐将一切看作理所当然。结果就是，等到他们不再是众人关注的焦点，其他人不再优先照顾他们的感受时，巨大的失落感便席卷而来。他们开始觉得遭到了整个世界的背叛。此前的成长经历只教会他们伸手索取，却不曾让他们学会付出，更没有告诉他们应对问题的任何其他方式。他们被身边的人照顾得如此无微不至，甚至丧失了身而为人的独立性，不知道原来自己也是可以动手做些事情的。被溺爱的孩子的主要兴趣中心只有自己，从来没能理解合作的用处与必要性。一旦遇到困难，他们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要求他人的帮助。这些曾经的宠儿从心底里坚信，只要能夺回众星拱月的地位，就能迫使其他人认识到他们是与众不同的，并且他们的一切愿望都应该得到满足。唯有如此，他们的境遇才会越来越好。

        作为成年人，这些曾经被宠坏的孩子或许会变成我们这个社会里最危险的群体。其中一些人可能戴上冠冕堂皇的良善面具；有的会变得非常“可爱”，却只是为了伺机左右他人；然而，一旦被要求在常规的工作中像常人一般与他人合作，他们便会“罢工”不干。也有人会表现出公然的抗拒——当他们无法再轻易找到一直以来所习惯的关怀与纵容时，便会觉得遭到了背叛，认为整个社会都在与自己为敌，于是开始试图报复他人。如果社会在这个时候表现出对他的生活方式的否定（事实上这很有可能），他们就将这种否定作为遭到了不平对待的新证据。这就是惩罚对他们毫无用处的原因了，一切惩罚只是进一步印证了“人人都与我为敌”的观点。但无论被宠坏的儿童后来是消极罢工，还是公然抗拒，无论他们是选择“恃弱凌强”，还是暴力“复仇”，一切的根源仍旧在于同样错误的世界观。我们甚至会发现有人在不同的情况下使用不同的手段，但目标始终如一。在他们的心目中，生命的意义就是成为“第一”，被视作最重要的人物，可以予取予求。只要坚持这样的生命意义，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就都会是错误的。

忽视

        第三种容易形成错误人生观的是被忽视的儿童。这样的儿童无从得知爱与合作为何物。他们所构建出的生命意义中完全没有这类积极的因素。因此也就很容易理解，当遭遇生命中的难题时，他们总会高估困难的程度，同时低估自己获得他人帮助与善意的能力。在他们的眼中，世界是冷漠的，毫无友善可言，而且还会一直这样冷漠无情下去。更重要的是，他们无法意识到，只要做出有益于他人的努力就可以为自身赢得喜爱与尊重。因此，他们只能就这样抱着对他人的怀疑生活，甚至无法相信自己。

        没有什么经历能够取代慷慨和无私所给予的影响。作为父母，最重要的职责便是让孩子在生命之初便体会到信任“他人”的价值。之后，父母必须进一步加深加大这种信任感，直至它充溢在孩子身边的整个环境中。如果他们在第一个任务上失败了，无法赢得孩子的关注、喜爱和合作，那么对于孩子来说，若想在将来建立起社会兴趣以及与他人的伙伴关系就会变得极其困难。每个人天生都有关注他人的能力，但这项能力必须经过后天的培养和练习才能得以无碍发展。

        如果我们能够研究一些被忽视、仇视或不受欢迎的儿童的极端案例，就有可能发现他们完全看不到“合作”的存在，与世隔绝，无法沟通交流，全然无视一切有可能帮助他们与他人共存的东西。但是，就如我们一直以来所能看到的，这样生活的个体总是难逃灭亡。一个孩子能够顺利度过婴儿时期，就证明他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关爱和照顾。因此，并不存在完全被忽视的儿童。我们讨论的其实是那些得到的关爱少于常规水准，或仅在某一些方面被忽视的儿童。简而言之，所谓被忽视的儿童，就是那些从未真正找到一个值得信赖的“他人”的孩子。可悲的是，在我们的文明里，如此多的孤儿或弃儿都经历着失败的人生，基本上，我们必须将这些孩子都纳入被忽视儿童的范畴。

        这三种情形——生理缺陷、溺爱和忽视——都很有可能导致当事者对生命的意义做出错误的解读。生活在这些环境下的儿童几乎总是需要外在的帮助，方能修正他们面对问题时的行为方式。唯有依赖帮助，他们才能寻找到一种对于生命的更好的理解。假若我们稍稍留意一下——更确切地说，我们真的关注他们并且受过相关训练——就能从各种细微的言行中看出他们对生命的理解。

最初的记忆与梦境

        一项针对梦境和联想的调查可能被证实是有用的：个性人格无论在梦境中还是现实生活中都不会改变，但在梦境中时来自社会的压力相对较小，也无需那么多的戒备与隐藏，个性得以更多的释放。然而要破解人们赋予自己以及个人生活的意义，最有力的帮手便是他们的记忆库了。每一份记忆，哪怕是被他们自己视为微不足道的琐事，都很重要。只要记得，就说明它们值得记忆，而之所以值得记忆，是因为这些都与他所设想的生活相关。它在对他们附耳低语，“这是你应该期待的”，或“这是你一定要避免的”，甚至断言“这就是人生”。在此我们必须重申，经验本身并非如它们在记忆中所占的地位那么重要，重要的只是它们的用途——被用来印证生命的意义。每一份记忆都经过了我们的粉饰。

        要了解个体理解生命的特有方法始于何时，以及要揭示他们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形成对于生命的态度的，早期的童年记忆格外有用。最初记忆之所以拥有如此特别的地位，原因有两个。首先，它储存了个人对于自我及环境的最初基本判断。这是他们的第一份表现评估，第一个多少接近完整的自我标记，也是第一次被提出要求。其次，这是人们个体自觉的起点，直至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书写自己的人生传记。因此，我们常常能在其中看到弱小、不足的自我感知与将强大、安全视为理想目标的反差。就心理学的目标层面而言，这份记忆究竟只是人们能够想起来的最初记忆还是真正的最初记忆，乃至这份记忆本身是否源于真实事件，都无关紧要。记忆之所以重要，仅仅在于它们所代表的含义，在于它们所展现出的对于生命的解读，乃至对于现在和未来的影响。

        就让我们看几个有关最初记忆的例子，瞧瞧它们所展示出的“生命的意义”吧。“咖啡壶从桌上掉下来，烫伤了我。”这就是生活！如果一名女子的人生以这样一种方式开端，那么她会时时感到无助，总不由自主地夸大生活中可能遭遇的危险与困难，这也就毫不奇怪了。如果她会在心底里责怪其他人没有好好照顾自己，我们同样不应感到惊讶。毕竟曾有人粗枝大叶地将一个小孩子丢在一旁，让她陷入这样的危险之中。另一个对于世界的类似印象来自另一个最初记忆：“我记得三岁时曾经从童车里摔出来过。”这段最初记忆后来演化成了重复出现的梦境：“世界末日就要来了，我在午夜醒来，发现火光映红了天际。星辰纷纷坠落，另一颗星球飞快地向我们撞来。但就在撞击发生前的那一瞬，我醒了。”这名病人还是一位学生，当被问到是否害怕什么时，他回答：“我害怕无法拥有一个成功的人生。”很显然，最初的记忆和不断重复的梦境令他气馁，一直加重着他对于失败和灾难的恐惧。

        一名十二岁的男孩被带来就诊，他有遗尿（尿床）的问题，而且总是与母亲发生冲突。他最初的记忆是：“妈妈以为我走丢了，冲到街上大声叫我的名字，她吓坏了。但我从头到尾都躲在家里的碗橱里。”在这段记忆里，我们可以读出这样的意味：“生命意味着通过制造麻烦来赢得关注。只有通过欺骗才能获得安全的保护。没有人关注我，可是我却能愚弄别人。”遗尿能够确保男孩始终处于担忧与关注的中心，而他的母亲则用自己的紧张和对他的焦虑肯定着男孩对于世界的认知。

        在上面的案例中，这名男孩早早得到了“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危险”这样有关生命的印象，并且得出了结论，即，只有别人因他的行为而不安时，他自己才是安全的。唯有如此，他才能安抚自己说，身边的人会在他需要时赶来提供保护。

        下面是一名三十五岁女子的最初记忆：“那时我正一个人站在黑漆漆的楼梯上，某个只比我大一点点的表哥打开门，跑下来追我。我被他吓坏了。”从这段记忆看来，她可能不太习惯和其他的孩子一起玩耍，尤其是无法与异性轻松相处。事实上，她的确是独生女儿，而且在三十五岁时仍然未婚。

        而下面这个例子则展现出了一种发展得较好的社会情感：“我记得妈妈让我推小妹妹的婴儿车。”但即便是在这个例子里，我们仍有可能找到一些不那么积极的痕迹，比如只是擅长与较弱者相处，或是对母亲的依赖。当家庭中有新的孩子降生时，引导大孩子们一同来照顾婴儿通常都会是最好的选择，这能够帮助大孩子们学会关怀家庭中的新成员，并给他们提供分担责任、帮助他人的机会。如果大孩子们愿意帮助父母，他们就不会觉得新生婴儿抢走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关怀与重视，不会心怀怨恨。

      想要与人共处的欲望并不总是意味着对他人的真正关注。在被问到最初的记忆时，有一名女孩这样回答：“我在跟姐姐和两个女孩朋友一起玩。”在这里，我们很自然地看到了一个孩子正学着与人相处。然而，当她提及自己最大的恐惧时，我们才对她有了更深的了解。她说：“我害怕被扔下。”由此，我们应当可以察觉到独立性的缺乏。

        一旦找到并理解了一个人赋予生命的意义，我们就拥有了解密他整个人格的钥匙。人们常说“本性难移”，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只不过是从来没有找到过那把正确的钥匙。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如果不能找出最初的错误之所在，那么一切论证或治疗都必然是徒劳的。而唯一的改进之道就是帮助人们以一种更强调合作、更有勇气的方式来看待生命。

学会合作的重要性

        合作是我们对抗神经官能症倾向的唯一安全保障。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应该培养和鼓励儿童学会合作，应当允许他们自行探索与同龄人融洽相处的方式，可以是通过共同的小任务，也可以是通过一起游戏。任何对于合作的阻碍都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说，被宠坏的孩子就只学会了关注自己，即便到了学校，对他人漠不关心的情况也不会改变。功课对于他们的吸引力只在于能够借此赢得老师的偏爱。他们只听得进去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成年以后，社会情感的缺乏在他们身上会越来越严重。早在第一次曲解生命意义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终止了对于责任和独立这两大命题的学习。事到如今，他们毫无应对生命中的考验与困境的能力，满心痛苦。

        我们不能因为幼年时的错误去苛责成年人，只能在他们尝到恶果时伸出援手加以补救。我们不能指望从未学过地理课的孩子在这门科目上考取高分，同样，也不能期待一个从未学过合作的孩子能正确应对需要合作的任务。但一切有关生命的问题还是得依靠合作的能力来解决，每一项人生使命都不得不在人类社会的框架里，通过谋求人类幸福来实现。生命意味着奉献，个人只有真正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充满勇气地直面自己的难题，并保有胜利的可能。

        如果老师、父母和心理学家们了解了在探求生命意义时可能出现的种种错误，如果他们自己避免了这些错误，我们就可以相信，那些缺乏社会情感的儿童最终都能对自身能力和生活机遇有更好的感受。当遇到困难时，他们会锲而不舍地努力尝试，而非寻找一种更轻松的方式来逃避，甚至将包袱甩给他人；他们不会再要求额外的关注或特别的同情；不会满心羞辱地试图寻求报复，不会愤愤质问：“生命有什么用？我能从中得到什么？”而会说：“我们必须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这是我们自己的使命，我们能做到。我们是自己行为的主宰。如果有什么需要除旧布新的，那也只有我们自己能够完成，无需他人。”倘若生命被赋予了这样的面貌，成为了独立个体之间的合作，那就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人类文明前进的脚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