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竹溜溜
1949年，国共内战，国民党失利被迫转往台湾，浩浩荡荡超过150万人口，其中60万官兵和公教人员，伴随的还有他们规模庞大的亲属家眷。少数自大陆来台经商、工作、或游历时得知关闭两岸通讯大门回不去的。“眷村”的修建，为的便是安置这群滞留的特殊人口，为了解决迅速激增的人群造成的城市负担。而这种抱有临时安置房的想法，并不能秉持初衷。这些眷村的建设，年复一年，搁浅了一代人的渴望，也见证了一代人的成长。
袁琼琼的童年记忆，与眷村有关。母亲从南京来到台湾，父亲顶着骄傲的带兵官头衔，紧跟最后一波部队撤退台湾，彼时女儿诞生，夫妻团圆，齐家欢乐。记忆伊始，一片幸福美满，而影像最后，依然懵懂无知，天真烂漫。袁琼琼说:“我对眷村一直有种浪漫的亲切和孺慕，可能跟我尚未成年就离开眷村有关。”十五岁，父亲逝世，母亲改嫁，搬离曾经的一方土地。
这本随笔记录了四到十五岁的眷村记忆，而孩童的记忆，总不会如大人那般沉重。不关门没有秘密的村落，象征性的竹篱笆围栏，“护送”小学生上学的交通车士兵，始终不见修葺庭院加盖砖砌新建筑的某户人家，随时吃着邻居大妈们的饭，抑或被大妈叫唤一声，便屁颠屁颠跑去“啪”一下打上身的巴掌，还有不亲近的生父，和更疏远的继父。不管怎么看，事事都是平平淡淡，无惊无澜，竟一一被记起。但这正是袁琼琼的眷村生活，无忧无虑，简单清新。她说“我小时候，据说很穷。不过大家都穷在一块的时候，好像这个字眼失去意义。”具体现实是什么，似乎已不重要。她在《两个父亲》里的讲述，种种情节、各个片段，也多有不确定评价。
她不相信记忆。
“记忆是非常个人化的东西，我们自以为正确的记忆，时常是经过虚饰和扭曲的。”开篇自序就这么直白写到。于是整本书的讲述，就像一次对人生的整合与再创造。
母亲具有戏剧性人格，她讲故事宛如观看一部电影，讲她和父亲相遇，在喧闹嘈杂的人群中对看一眼一见钟情，除开客观性和大背景，变成两个人的单一场景下的发生；而作者讲她母亲的美，当副官忍不住诱惑在母亲手臂咬下一个咬痕，以求参与母亲生命留下隐秘的印记。这些记忆如此清晰，又如此圆润潮湿，说它们没有经过筛选与放大矫饰，自是难以服众。这样的回忆，仿佛又一次历经一场风花雪月。是否真实哪儿还那么重要啊!
为什么我们总爱雕琢我们的记忆？遗忘一些，添加另一些？书中有一幕打动了我，给出了答案一种。 当作者继父出现与实际真相有所偏差的记忆时，他乏善可陈的一生，突然有了精神上的安慰，那比真实更辉煌、更值得缅怀的记忆，“在他生前几年安慰了他。”可能每个人都需要在平凡黯然的生命里不停地灌溉阳光空气和水分，岁月存在太多荒芜的角落，努力丰富那些，显得活着的自己，有经得起咀嚼的人与事。为此，我们何尝不都是“一边思索一边编造。”
因为写的是有关眷村的生活，一定程度，难免要对比我曾了解到的眷村模样。 讲眷村的故事有很多，其中台湾娱乐教父王伟忠一度把“眷村”搬上大银幕，把这个逐渐失落的地方带入大众视野，同时激起人们对眷村的特别情感。对于刻录眷村的行为王伟忠说:“第一代的眷村人凋零了，有我们这代来说故事，我们蛮希望这个民族的故事能够世世代代，在中国人社会里面传下去。”
临近七十年的台湾历史，罕有的人类迁移，背井离乡的颠沛，烙入骨髓的乡愁，都让眷村成为时代不可割舍的一部分。然而袁琼琼的讲述，类似把“竹篱笆大杂院”的小生活摊开絮叨，让媒体一再渲染的更能激动人心的家国情怀，反倒隐没了，凭添一份孩提般的质朴。好像说着:这就是眷村，记忆生长的地方就这样。它尚未赋予更深的意义，它始终停留在儿时懒散无忧的情境里，那些被长辈讲述的摇晃，一幕幕写满历史的背景墙，抑或是沉沉的家乡思念，仍然只是记忆里不确切的样子。
但若看现实生活，曾经竹篱笆房舍已是钢筋水泥建筑；曾经你一口我一口的亲密变成记得使用公筷的礼貌；从每个人都最好知道如何假装捡石头威慑狗狗的野气到越来越温顺任人打扮的狗狗演变；甚至从童年到老者，有关眷村的一切，像撕碎的纸片，拆迁的房，离去的人，更替的场景和遗失的记忆，正一片一片洒落天际，袁老太太一点点拼凑，不见得是试图描绘画面供人留念的，更像是把记忆这个私有物牵出来装点装点遛遛弯，用以填补她年岁的荒芜，滋养人生的贫瘠。
不过也许，花甲之年的袁老太太恐怕就只想尽情回忆一番，不管确实与否，贴合与否，回忆，这件个人的事，在倾倒的时候，它变成犒劳自己的财富。生活毕竟没有太复杂，并非记住历史刻度的东西，才能把铭记变深刻。呈现记忆这事，有时是留给历史看，有时是给自己看的。袁琼琼的追忆，便是追自己的岁月，追自己在时代中游走的生活痕迹。 虽真假不定，但信以为真不为过。
如果娱乐教父王伟忠或更多的人想表现的是第一代眷村人群体对于眷村的深厚情结，那袁老太太展现的，则是第二代眷村人个体对于眷村感情更纯粹的一面。 它真诚，朴素，温情脉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