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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哲学起步》 第一部分 人的本质

康德曾经讲过，当一个小孩子第一次学会用“我”来说自己并且能够正确使用它时，在他面前就升起了一道光。这道光就是智慧。我们知道，西方人经常把智慧称为“理性之光”，所以，升起一道光，就意味着智慧开悟了。

如果要回答人的本质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回答“我们从哪里来”，因为所谓本质问题，就是要搞清事情的原委。要认清一个人的本质，就要知道他的过去、他的历史。不了解他的过去，就会被他的表象所迷惑。人类也是这样。要知道人的本质，就要了解人类的过去。

人的本质包括三个问题，就是人类的起源、人的历史、人的精神。把握住这三点，就对人的本质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为什么哲学起步要讨论这些问题？因为我们是人，我们要探讨的这些问题属于人的本质问题，属于我们自己的切身问题。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最直接、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哲学中的其他问题都要以这些哲学问题为前提，这是核心的问题。

什么是本质定义？人们以往都不太注意，直到亚里士多德，才提出一个事物的本质定义应该是“属加最近的种差”。“两脚”、“无毛”这些都只是些外在的差别，离本质很远，而且很偶然，随时有可能改变。只有最近的种差才是不会改变的，是与“人”这个概念不可分的。所以，直到亚里士多德，由于他掌握了给事物下本质定义的逻辑方法，才给人下了比较靠谱的定义。

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逻各斯（ Logos ）的动物。”这句话通常翻译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但是 Logos 一词在古希腊文里的意思是“说话”，所以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人是说话的动物。 Logos 的意思一开始就是说话、表达，但后来变成了“理性”，而且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也已经含有了理性的意思，所以它有双重含义。

所谓“理性”，最基本的就是一种把握普遍性的能力，一种使用概念和共相来涵盖个别和特殊的能力。一个人如果能够撇开具体事物而上升到普遍规律，不为眼前的感性冲动所支配，我们就说他这个人“很理性”。而人类的语言就是建立在概念和共相之上的，每一个语词都是共相，对它的内容都有一种超越性。这也是一个人的语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传递并被其他人所理解的秘诀。所以黑格尔说过，语言有一种神秘的魔力，能够把事情颠倒过来，让普遍的东西凌驾于个别具体的东西之上。

言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空间功用有限，但是在政治上就非用不可，说明你是什么来头、什么级别，都有特定的用语。中国古代对语言的理解基本是一种政治权力化的，同样一句话从不同的嘴里说出来，效果就不一样，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为了定名分、别尊卑、立政教而设立的。政教就是教育人，从小让人学习怎么服从这个名分等级制度。

这种时间延续肯定有它的哲学性，就连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最后也要落实到这上面来，就是使人的工具成了人和世界的恒常的中介，并且形成了新型的关系模式——“此在”的模式。

人类的孩子是要求语言交往的，所以他要用声音来宣告他的到来，这是从人类的遗传基因里进化出来的一种先天机制。在人类的基因里已经有了语言的基础，人生来就是要说话的。

我们把这样一种符号结构内化于心，它就是概念的抽象作用，也就是理性。我们可以用一个概念概括很多具体的事例，或者从很多事例中抽象出一个共同的概念，这就是理性的功能。

马克思讲，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人的本质不是他个人固有的抽象物，把一个人孤立出来考察他的本质，那是考察不出的，那是抽象的，没有内容的。人的所有的本质都取决于他在社会关系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和他人是一种什么关系。这里马克思强调的是“在其现实性上”，不是空谈的，要看他在社会上是如何生活的，在历史中又是如何传承的。

人类的社会关系一开始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历史关系，也就是一种时间关系。无论是携带工具也好，分音节的语言也好，都体现为一种在时间中不同要素之间关系的连续性。我们通常讲“社会历史”，社会是从空间上讲的，历史是从时间上讲的，好像这两者是可以分开的，但其实社会的就是历史的，历史上的也肯定是社会中的。

通过语言传承，人们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劳动经验，以信仰和知识的方式在代际传承、传递，保证了人类生存的世代延续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历史，它的起源就是这样的。

工具是大家共同的延长的手，也可以说是社会延长的手，它是社会性的手，而不是自然性的手。自然性的手只能自己使用而不能借给别人，而工具是社会性的手，也是历史性的手。黑格尔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工具比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更高贵”。因为产品会被消费掉，而工具会被保留下来。

语言系统与现实劳动有一定的区分，它虽然不能带来直接的实际利益，但是通过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能带来更大的利益，而且表现出层次上的超越和提高。

我们说一个人生下来就有历史使命，很多人不以为然，但实际上是有的。人活在历史的发展中，历史必然赋予他一个使命，这就是让他在历史环境中进一步发展历史。所以，历史学就是人学。

无论是主观主义，还是相对主义，还是虚无主义，都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什么前提呢？它们都把客观的历史或者历史的真相理解成一种自然界的或者物理学上的事实了，这是它们共同设定的前提。这种事实在时间中一旦消失，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时间一去不复返，要想再把它追回来，再重新考察验证一遍，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过去了的事情全都没有意义，甚至自己亲口说过的话也可以嘴巴一抹：没说！如果今天人们想使历史显示出某种意义的话，那就只有按照自己的意思对它进行打扮，把它看作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或者赋予它价值评价，赋予它人文色彩。而这种评价落到不同的人手里自然是不同的，那就必然是相对主义。但这个前提却是站不住脚的，就是把历史的真相完全理解为一种自然界的事实、一种物理学上的事实。

在这个整体里面，除了考虑客观的效果，或者是物理的、自然的过程以外，还要着重考察在历史过程中人们的精神状态，以及经过这个历史过程，人们的精神有了哪些推进。特别是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要从这方面来考虑。

我们在历史进程中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而必须根据它显现出来的原则、根据人性的发展来做评价；不是对历史进行外部的乔装打扮，而恰好是发掘历史的内在真相。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真相当然可以说是血流成河，这是真相，你可以调查，可以统计，不能掩盖，但还有一种内在的真相，就是法国人的精神层次提高了。当时法国成了欧洲最文明的民族，俄国宫廷里面都要说法语，人们以说法语为荣，因为它的层次确实高。法国人经过启蒙以后，他们的层次确实比一般封建的腐朽的宫廷贵族要高。

所以历史的真相就是人性的真相，它是不会因为时过境迁而消失的，因为人性本身就是历史性的存在。它有它的客观性，但不是那种静止的绝对客观性，不是物理学上的自然性，而是渗透了主观性的客观性，也就是说，有它的传承性。

今天我们讲的许多历史的谎言，掩盖了人性，粉饰了兽性，阻碍了我们与人性的大趋势相通，将我们置于历史的发展之外。

历史在大量的偶然性中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必然性，甚至是某种不可抗拒的必然性。

我们评价过去的历史，恰好是为了未来人性的层次的提高，而不是单纯地用考据来满足自己的怀旧之心，或者为权力者提供某种警示和借鉴，更不是要纠缠于历史恩怨，搞影射史学。今天我们学历史就是为了把握历史的规律，以便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