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0470
原文：
二年（甲戌、前47）
初，武帝灭南越，开置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吏卒皆中国人，多侵陵之。其民亦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率数年壹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二十余年间，凡六反。至宣帝时，又再反。上即位之明年，珠厓山南县反，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上博谋于群臣，欲大发军。待诏贾捐之曰：“臣闻尧、舜、禹之圣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流沙，东渐于海，朔南暨声教，言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气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是以颂声并作，视听之类咸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以至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而天下溃畔。孝文皇帝偃武行文，当此之时，断狱数百，赋役轻简。孝武皇帝厉兵马以攘四夷，天下断狱万数，赋烦役重，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
今关东民众久困，流离道路。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妇，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此社稷之忧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饥馑，保全元元也。诗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言圣人起则后服，中国衰则先畔，自古而患之，何况乃复其南方万里之蛮乎！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厓有珠、犀、瑇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
臣窃以往者羌军言之，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余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夫一隅为不善，费尚如此，况于劳师远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则不合，施之当今又不便。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遂弃珠厓，专用恤关东为忧。”
上以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击，丞相于定国以为：“前日兴兵击之连年，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余，尚未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上从之。捐之，贾谊曾孙也。
三年（乙亥、前46）
春，诏曰：“珠厓虏杀吏民，背畔为逆，今廷议者或言可击，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议者之言，羞威不行，则欲诛之；狐疑辟难，则守屯田；通于时变，则忧万民。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且宗庙之祭，凶年不备，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赡，又以动兵，非特劳民，凶年随之。其罢珠厓郡，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
解读：
汉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
当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在南海中的岛屿上设立了珠厓郡和儋耳郡（今海南省一带）。派驻那里的官吏和士兵都是中原人，他们常常欺压当地百姓。而当地居民性格也颇为凶悍，自认为地处偏远、与世隔绝，便屡次违反朝廷法令，差不多每隔几年就要造一次反，杀掉官吏，朝廷每次都要派兵前去镇压。二十多年间，这样的叛乱总共发生了六次。到了汉宣帝时期，又接连反了两次。
元帝即位后的第二年，珠厓郡山南县（今海南岛南部）再次反叛，朝廷发兵征讨。结果其他各县也相继起事，连年动荡，始终无法平定。面对这一局面，元帝广泛征求群臣意见，打算大规模出兵。这时，待诏贾捐之进言道：
“我听说尧、舜、禹那样的圣王，所治理的疆域不过数千里：西边到流沙（今甘肃敦煌以西的沙漠地带），东边临近大海，北至朔方（今内蒙古河套以北），南达蛮荆（泛指长江中游以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凡是愿意接受教化的就加以治理，不愿接受的也不强行纳入版图。因此君臣上下歌颂德政，万物各得其所。
商朝的武丁、周朝的成王，都是仁德之主，但他们的疆域东不过长江、黄河中下游，西不过氐羌（今甘肃、青海一带的少数民族），南不超过蛮荆，北不越过朔方。正因为如此，天下太平，万民安乐，连遥远的越裳氏（今越南中南部古国）都经过九重翻译前来朝贡。这并非靠武力征服所能达成。
到了秦朝，却一味兴兵远征，贪图外利而耗尽国力，最终导致天下大乱、百姓纷纷反叛。汉文帝废止武备、推行文治，那时全国每年判刑的案件不过几百起，赋税徭役也轻简。可到了孝武皇帝时，大力扩充军备以讨伐四方异族，结果全国每年判刑的案件多达上万起，赋税繁重、徭役不断，盗贼四起，战事频仍。父亲战死在前，儿子又负伤于后；女子被征去守边塞，孤儿在路上哀号，老母寡妇在街巷里饮泣——这都是因为扩张疆土太广、征战不止造成的啊！
如今关东百姓长期困苦，流离失所。人之常情，最亲的是父母，最快乐的是夫妻团聚，可现在竟有人被迫卖妻鬻子，连法律也禁止不了，道义也约束不住，这实在是国家的大忧患。
陛下若因一时愤懑，执意驱使士卒远赴大海之中作战，只为在那幽暗荒僻之地泄愤，这绝不是救民于饥馑、保全百姓性命的办法。《诗经》说：‘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意思是说，那些南方蛮族，只有在中原强盛时才归顺，一旦中原衰弱就率先反叛。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更何况现在还要去征讨万里之外的骆越（即珠厓、儋耳一带的土著民族）呢？
骆越之人，父子同在一条河里洗澡，习惯用鼻子饮水，生活习俗与禽兽无异，本就不值得设立郡县来管辖。他们孤悬海外，那里雾气弥漫、湿热难耐，毒草、虫蛇、水土不服等危害极大，往往士兵还没见到敌人，就已病死大半。再说，珠厓并非唯一出产珍珠、犀角、玳瑁的地方，放弃它并不可惜；不攻打它，也不会损害朝廷威望。那里的百姓就像鱼鳖一样，根本不值得贪图！
我私下回想过去对羌人的战争：军队在外不到一年，行军不过千里，耗费就高达四十余亿钱，连大司农府库的钱都用光了，还得动用少府掌管的宫廷专用经费。一个边角之地作乱，花费尚且如此巨大，何况如今要劳师远攻、损兵折将却未必有功？从古例看不合道义，就当前形势而言又极不便利。依臣愚见，凡不属于华夏礼义之邦、不在《禹贡》所载九州范围之内、也不在《春秋》所主张治理之列的地方，都可以暂且放弃不管。恳请陛下放弃珠厓，专心体恤关东百姓的疾苦。”
元帝把贾捐之的意见交给丞相和御史大夫讨论。御史大夫陈万年主张应当出兵讨伐；丞相于定国则说：“此前连年用兵征讨珠厓，先后派出护军都尉、校尉及郡丞共十一人，活着回来的只有两人，士卒和负责运输的民夫死亡超过一万人，耗费三亿多钱，却仍未完全平定。如今关东民生困顿，百姓不堪再扰，贾捐之的建议是对的。”元帝采纳了这一意见。贾捐之，是贾谊的曾孙。
次年，即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春天，元帝下诏说：“珠厓土著杀害官吏百姓，背叛朝廷，犯上作乱。如今朝臣议论纷纷，有的主张讨伐，有的建议驻守，也有人主张放弃，意见各不相同。朕日夜思量这些话：若因顾忌威严受损而执意诛讨，是逞一时之快；若犹豫退缩、只求避祸，则只能屯田防守；唯有通晓时势变化，才能真正忧念万民。百姓的饥饿困苦，与远方蛮夷未被讨伐相比，哪一种危难更大？宗庙祭祀在灾荒之年尚且难以备办，又何必在意所谓‘不讨逆贼’的微小耻辱？如今关东民生极度艰难，国库空虚，无力赈济，若再兴兵动众，不仅劳民伤财，更会引发更大的灾荒，因此决定撤销珠厓郡。当地百姓若有仰慕朝廷仁义、自愿归附内地的，可妥善安置；若不愿归附，也不强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