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日本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一直是比较微妙的。这种微妙在唐宋时期体现的比较明显。唐朝时期,日本与唐王朝不仅建立了正式的邦交关系,而且还促成了各方面的交流,日本派遣大量遣唐使,来唐全面学习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这对日本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到了宋朝,日本却无视宋朝的存在,更不要说政府间建立所谓的邦交关系了。
公元663年的白江口之战可看做是中日的第一次交手,日本大败。在此后的数百年里,日本不仅没有再向朝鲜半岛用兵,还谦恭的像个小学生,不断委派遣唐使向唐朝学习。日本与唐朝的关系非但没因战争而疏远,反而走的更近了。
在学习唐朝的数百年间,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城市奈良、最早的铜钱“和同开珎”、第一部成文法典《大宝律令》、第一部“真名”字典《篆隶万象名义》等都是仿唐朝而成的,日本的政治文化几乎是唐朝的复制品。
日本学习唐朝,并非单纯的“友好”这么简单。安史之乱后,大唐盛世急转直下,日本对唐政策也逐步进行调整。日本首先中止了“遣唐使”往来,除与渤海、高丽等极少数国家保持积极的官方往来,对中原王朝则若即若离,可有可无;其次,日本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唐朝的有关禁令,涉及严禁国民出海、禁止公卿大臣私自抢购“唐货”等。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军阀混战,日本更是持保守态度,进一步固化了针对晚唐实施的系列禁令。而此时的日本,“国风文化”趋于成熟,日本在唐朝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文化体系,日本与中原王朝基本上已经断开了联系。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朝代之一。按理说,日本是应该主动示好的。然而,不幸运的是,除了民间的交往外,我们并未看到有关官方的主动接触。
有宋一代,日本基本上秉持了“脱宋”政策,即便非得与宋交往,也只“遣人贡方物”,刻意回避官方的接触。对于日本的无礼,宋朝倒是主动的多,宋朝皇帝不仅会亲自接见来民间来中国学习佛法的僧人,还连续三次通过宋商携带国牒和礼物出使日本。对于宋朝的橄榄枝,日本公卿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迟迟不予答复,甚至还断然拒绝,邦交之事一再搁浅。
宋朝虽然富有,但来自北方的边患威胁已让其焦头烂额,对于日本,更是鞭长莫及了。至于有人说,陆秀夫负帝跳海,南宋灭亡以后,日本上至天皇,下至平民百姓,举国茹素哀悼,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综合来看,自唐转衰的那一刻,日本对中原王朝的“不恭”已经有苗头了,及至五代混战,北宋羸弱,日本的这种“不恭”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日本这种态度的转变,则与中原王朝的兴衰有莫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