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病入膏肓的内政局面，孙周似乎早就开好了药方。他继位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驱逐引导厉公作乱的所谓“不臣者七人”，与胥童、夷阳五一起制造车辕之役的厉公近臣，包括夷阳五、清弗魋应该都在被驱逐之列。以此将内乱的责任都归罪到他的前任厉公身上，这也就意味着他承认了栾书、中行偃弑君的合法性，表示对他们过往的行径既往不咎，稳定了肇乱者情绪，从而缓和国内紧张的气氛。
在做好这些工作之后，他就开始着手打破原有的政治生态。晋国内部的弊病在多年的君卿争斗中早已是积重难返，逐渐形成了几大豪强轮流执政的寡头政治局面。几个寡头之间为了争夺权势，互相攻讦，不断盘剥底层贵族的实力，使得原本流动性充足的晋国朝野逐渐显现出阶层固化的迹象。尽管景公、厉公曾经启用了不少的中小贵族作为自己与卿族对峙的助力，但在寡头的不断围剿之下，底层贵族的上升通道被逐渐堵死，这就使得政治的寡头特性更加严重。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寡头们为了获取利益，往往会罔顾礼仪的约束，做事不择手段。栾书迫害三郤时所用的手段，本身就是在破坏礼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反而是中下层的贵族们，往往是谨守礼仪的中坚力量。晋悼公正是希望能通过扩大中小贵族的实力，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扩大中产阶级的影响力，进而用在中产阶级中影响巨大的礼制的力量来对上层的寡头形成制衡。
而若要为底层贵族的晋升提供方便就必然要限制卿族的权力，为此晋悼公趁卿族内心浮动的机会，巧妙地褫夺了卿族手中的一些权力。在早先的传统中，无论是国君还是卿族，都没有固定的御戎，只有到了战时，才会临时为各军统帅任命御戎。到文公时期，国君御戎成为常设职务，但随着豪强势力的发展，卿族也都有了固定的御戎。
晋悼公撤销卿大夫固定的御戎，并设立军尉来监管，在战时由军尉统一为卿大夫分配御戎。国君仍然有常设的御戎，但不同的是，国君御戎的权力有所扩大，他不仅要在战时执行国君的意志，更要在平时负责卿大夫御戎的训练和思想政治工作。与此同时，国君的车右也被赋予了司士的管理职权，负责训练和教导卿大夫的车右。除此之外还专门设立乘马御，驯养军马，各军的战车马匹有公室统一调配。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卿族用人的权力，使得国君可以越过内阁直接进行人事调配，如果能够长期执行下去，对于卿族权力的侵蚀就会愈发严重。同时，卿大夫的御戎和车右由自己的亲信变成了公室指派的专人，卿族的行动就会受到掣肘，就需要有效地执行国君的意志，避免强卿专行不获，任意行事。
按照以往的惯例，国君通常只在卿族任免问题上进行干预，卿以下的官吏往往由各军的统帅自行任命。但是随着卿族阶层的固化和权力的加强，正卿的位置常常由上任正卿指定，正卿以下由正卿任命或通过利益交换进行选择，国君对于卿族任免的权力实际上也被剥夺了，更遑论下层官吏的任免。
晋悼公打破了以往卿位可上不可下的惯例，着手对内阁进行整顿，而有弑君前科的栾书和中行偃就成了他用来立威的牺牲品。晋悼公刚回国时，内阁格局仍然保持原貌，但就在当年，栾书就从中军将的位置卸职了，其去向也成了一个谜，很可能是在悼公的劝说下提前退休了。
时任中军佐的中行偃因为年轻，不可能就此退休，悼公就让他保持原地踏步，由韩厥越过他直接被超拔为中军将。甚至在悼公八年的人事调整中，中行偃更是被采取了降格措施，他的地位被荀瑩和士匄超越，自己被降为上军将。中行偃不管怎么说还算是一个忠公体国的大丈夫，晋悼公对他也不见得有多大的成见，只不过恰好因为他有前科，被用来杀鸡儆猴罢了。
收缩卿权除了掌握人事任免和任用的权力之外，还需要广大贵族阶层的支持，为此晋悼公特意启用了一批沉沦的旧族。这些旧族一直以来为国尽忠，其功劳不见得比卿族小，但由于受到世卿家族的排挤，一直没有机会进入内阁，这其中就包括一直游走在权力边缘的魏氏和已经沉沦的赵氏，以及一些渐渐沉沦的卿族支系。
原先跟随晋文公的魏犨，因不听军令而被贬斥，此后魏氏一直未能进入政治核心。魏犨之子魏悼子佚、魏锜、魏颗都未能进入卿列，魏锜甚至因为求公族大夫不得志而在邲之战中扰乱军行。魏锜虽然心存不满，但其并非没有功劳，在邲之战中他跟随荀首率领下军一部回击楚军，俘获了楚国的公子谷臣。在鄢陵之战中，魏锜更是亲手射中了楚共王的眼睛，自己也死在楚国神射手养由基的手中。魏锜的儿子吕相在麻隧之战前代表晋国与秦绝交，其绝秦书可谓气势磅礴，振聋发聩。另外还有魏颗，晋景公灭赤狄潞氏时，秦军趁虚而入，魏颗以魏氏宗族力量抵御秦军，拒敌于辅氏，保证了灭潞的成功。魏氏有功于公室，却因为寡头的压制，一直无法实现家族的腾飞。
赵氏由于有赵衰在晋文公流亡时功勋卓著，且在赵盾的经营下曾经兴盛一时，但下宫之役后，赵氏大宗被削弱，只剩下一个赵氏孤儿勉强继承了家业，赵氏的侧室邯郸氏也渐渐被边缘化，整个赵氏渐渐退出了权力中心。
除此之外，在文公时期，有胥、籍、狐、箕、栾、郤、柏、先、羊舌、董、韩等近支公族掌握中枢职位，但随着卿族之间的权力斗争，胥、狐、郤、先等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籍、箕、柏、羊舌、董等氏族渐渐不显，在如今政治舞台上活跃的，仅剩栾氏和韩氏两家，即便是这两家也是在晋景公时期才开始显达的新贵。
晋悼公需要这些沉沦贵族的支持，也需要近支公族的荫蔽，因此便着手重用赵、韩、魏以及一些不显达的贵族。与景公、厉公利用中小贵族建立内朝对抗外朝的方式不同，晋悼公吸取了厉公悲剧的教训，直接将手伸到了军政系统。在即位后不久，就先后将魏相、士鲂、魏颉、赵武等人任命为卿，如此大规模地提拔普通贵族进入内阁，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将数量庞大的中产贵族安插到内阁中显然是不可能的，晋悼公只好从别处入手，将荀家、荀会、韩无忌、栾黡等人任命为公族大夫。另外在内阁以下，晋悼公还打破惯例，越过内阁直接着手进行下级军官的任免，许多不见经传的贵族开始浮出水面：祁奚和羊舌职被任命为中军尉和中军尉佐，魏绛被任命为司马，张老被任命为侯奄，铎遏寇为上军尉，籍偃为上军司马，程郑为乘马御。悼公四年，祁奚退休后，晋悼公还借祁奚的举荐，将祁午和羊舌赤推上了中军尉和佐的位置。
在壮大中产阶层的同时，晋悼公还不忘加固底层的统治基础。他对于底层的士和庶人，都给予了一定的优待，比如赐舍财物，免除民众对国家的债务，公室提供财力物力赈济灾民和贫苦百姓，给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更是优待。为增进民众的安全感，他还特意减轻赋税，宽恕罪过，让过去因为贫苦而沦为盗匪的人能够各安本分，以营造一个和谐安定的底层环境。
以往无论是公室，还是卿族都过于奢靡，在使用民力方面不加约束，使得底层贵族和平民庶子怨声载道。悼公提倡移风易俗，节约器用，同时节制自己的欲望，尽量不要在农忙的时候征召劳力从事一些奢侈性的营建。这种做法一改过去贵族横征暴敛、奢侈糜烂的作风，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同时获得了底层民众的拥护，为悼公的集权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在军政事务之外，晋悼公作为一个“兼具各种美德的完人”，对于礼的作用尤为重视，他特别任命士渥浊为太傅，让他修编“范武子之法”，提倡恭俭孝悌和礼制。我们之前提到过，范武子士会所制定的法令，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巩固礼制维护君权的。但是由于士会在位时间太短，其所修整的法度并不完善，晋悼公重提范武子之法，本身也是在为君权服务的。
在悼公早期担任正卿的韩厥，似乎也承担着这样的责任。在《左传》中有这么一段记录，说的是晋悼公五年时，鲁国的穆叔来晋国访问，晋悼公以享礼接待他。席间，晋国的乐师先后演奏了《肆夏》和《文王》中的两首诗，穆叔都没有表示拜谢。到最后晋国乐师又演奏《鹿鸣》一诗，穆叔很是庄重地三拜以致谢。
韩厥对此很是好奇，就派人去问，说：“您奉了君命来到敝邑，敝邑按照先君之礼招待您，您舍弃重大的礼节却单单拜谢小的，请问这是什么礼仪呢？”
穆叔回答说：“肆夏中的那首诗是天子用来招待诸侯之长所用的音乐，文王中的那首诗是两国国君相见时使用的音乐，使臣因此不敢接受。但鹿鸣是国君用来嘉奖寡君的诗句，使臣当然要替寡君拜谢贵国的嘉奖了。”
左传的记载似乎还漏掉了两首诗，穆叔接着回答说：“《四牡》是国君用来慰劳使臣的，《皇皇者华》更是劝人向善的诗，使臣岂敢不拜？”
身为晋国正卿，特意咨询礼仪的细节，也只有士会和韩厥这么做过，而他们的目的恐怕都是为国君提供礼仪样板的，这也就可以窥见晋悼公以礼仪制衡卿权的用心。
晋悼公一系列的改革行动似乎是收到了奇效，到悼公八年的人事调整，内阁之间出现了鲜见的竞相谦让的奇怪景象。按照楚国子囊的说法，原本担任中军佐的中行偃一再谦让，让荀罃和士匄担任了中军将佐，中军以下，栾黡和士鲂又谦让韩起，让其担任上军佐，两人自领下军。而魏绛也谦让赵武，让赵武担任新军将，自己担任新军佐。
在晋悼公十四年的绵上治兵，这一幕又奇迹般地重演了。晋悼公让士匄担任中军将，他却让给了中行偃；让韩起担任上军将，他却让给了赵武。左传的君子对此的评论是，这是因为晋人讲求礼仪，让就是礼仪的主体，士匄能够守礼谦让，他的下属也都纷纷效仿。以栾黡的专横，也不敢违背，晋国因此出现了空前的团结。
这种内阁上下竞相谦让的局面，在晋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与之前卿族之间为了争权夺利不断流血冲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但是如果就此认为是因为晋国人突然开始重视礼的作用，因此上行下效，天下大治的话，恐怕就过于单纯了。结合前后的历史事实就不难看出，卿族之间的礼让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是经历了内乱后的世家大族都显现出了疲态，为此都需要休养生息，暂时休战，而晋悼公的出现迎合了大家的愿望，因此得到了各方的支持。另一方面，晋悼公收缩卿族权力，巧妙地将卿族手中不断扩张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从而在历次的人事任免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