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重建经济学的伦理学维度是将能力、自由与发展结合在一起，从而来分析不平等、贫穷与发展问题。要想真正的研究个体自由，就必须首先区分个体福利成就和个体主体性成就。个体福利成就是指仅仅与个体相关的，而主体性成就则考虑个人本身以外的在个体目标中达成的成就。自由并不是越多越好，选择机会多了，也增加了自己的决策成本。个体对其福利自由的实际运用将尤其依赖于其主体性目标（因为它们将影响其实际选择）。而且同时也依赖于其他人的主体性目标。例如在民主政体下，一个极脆弱的饥民（一般来饥民毕竟是少数）的福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他未遭受饥荒的人的行为和行动。因此，主体性目标不仅影响个人福利也影响他人福利。主体性自由与成就对不平等有深刻的影响，因为个人福利的增加可能取决于他人主体性目标，仅考虑个人福利目标是对不平等研究的狭隘化。有必要加大宣传，在民众的主体性目标中构建对不平等关注，则有利于社会发展和融合。
将对不平等的研究可以带入到对贫困的分析。传统的贫困方法是统计低于贫困线的人数。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是忽略了贫困线内部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同时当用“人数比率”来测量贫困时，任何政府都会关注“最富的”穷人，因为这样一来穷人的人数就会增加，而恰恰忽略了改变贫困现象的本质。但是森关注了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用收入域作为衡量方法的做法是否合适。森认为贫困的实质是为达到某种最低可接受的目标水平的基本能力的缺失。因为贫困不仅以为者最起码的能力缺失，而且也意味着免于能力缺失的手段的不足。从而能力的缺失将造成累积循环因果的贫穷发生，也更能揭露贫穷的本质。关注能力，实质则是在关注贫困者收入低等背后的根本原因，也同时能够解释富国里穷人发生的原因。在富裕国家相对贫穷的人即使其绝对收入按世界标准是高的，也会在可行能力上处于非常不利的状态。在普遍富裕的国家，要花很多收入购买足够的商品才能实现同样的社会功能性活动。能力贫困视角比收入贫困视角更为优越是因为注意力从手段转向人们有理由追求的目的，并相应地转向可以使这些目的得以实现的自由，加强了我们对贫困的剥夺的性质及原因的理解。当然，对于为什么要平等，有人辩护说不平等对动机的激励有其合理性。问题是不平等可以对由勤奋造成的不平等进行激励，却无法解决由于人际差异性造成的不平等。而能力的衡量方法恰恰能反应人际差异性。因此我们应该关注由于性别、阶级等人际差异造成的不平等，更加关注人们的基本价值需求。
森进一步从能力的角度来看待自由，又从自由的角度来看待发展。我们之所以重视财富，是因为财富增加了我们的自由，经济增长不能理所当然地看作目标，发展必须更加关注使我们生活拥有更多的自由。自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自由可能增加人们的能力和影响世界的能力，从而对发展过程是极为重要的。自由即是发展的手段，也是发展的目的，森在研究饥荒的时候指出政治自由与避免经济灾难的自由之间有深刻的联系，饥荒并不是仅由粮食短缺造成的，而是由于政治自由的缺失，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中发生重大饥荒，原因就是在有选举和自由媒体的民主中政府有强烈的政治因素去防止饥荒的发生。森指出饥荒并不是由于粮食不足造成的，即使在粮食充足的地方，饥荒也发生过多次。在市场上，人们获取收益的资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换条件：出售和购买产品能力以及不同产品的相对价格（如工艺品对粮食），当经济发生紧急状况时，由于交换条件的急剧改变，从而导致饥荒的威胁。例如粮价会因为一些行业的购买力而抬高，结果其他必须购买粮食的人就会受到损害，因为他们货币收入的实际购买力大幅度缩水。因为粮食只会流向购买力强的地区，生产者不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是为了满足自身利益。应该采用正确提高消费者购买力而非阻碍市场交易来应对饥荒。同时公开讨论、公共检视、选举政治以及不受审查的媒体等工具性自由的运用，会明显有助于防止饥荒以及其他危机的发生。
对于促进社会的发展，人们一直认为可以依赖于理性主义，未来可以通过把我们的选择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来实现。怀疑论者反对这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即是给定不同人们所持偏好和价值观的异质性，也不可能在逻辑上的一致的框架进行理性的社会判断。阿罗的不可能定理就是著名的例子。但森认为，阿罗的定理不是论证了理性社会选择是不可能的，而是试图以有限的一组信息作为社会选择的基础所造成的不可能。阿罗的例子仅仅依赖于多数原则来考虑理性决策，但现实中我们往往会从更广阔的信息来考虑，比如公平、同情等。批评理性主义的第二种观点认为“非意图的后果”支配了历史，如果历史上发生的大多数重要的事件都不是有意造成的，那么我们想要得到的理性努力就只是枉费心机。森认为重要的不是理性评估社会选择是无用的，而是需要预期那些非意图但是可以预测到的后果。不要一心只想到意图的力量，也不要忽视所谓的副作用，才能达到最优的社会选择。同时，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转也不是仅仅依靠于自利的动机，而且还有其他的动机——诚信、商业信誉、可靠性等发挥作用。每一种经济体制都需要一定的行为伦理，价值观具有影响个人行为非常大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在人们的行为假设中保持平衡，对于不同的经济主体，存在多种多样的优先顺序和规范，各种价值观所起的不同作用应该考虑的，而不应该被一种价值观所垄断。
森将自由作为价值标准以及信息的基础。人们总是追求各种价值，如公平、正义、民主、平等等，这些价值标准往往只反映了人的生活的某一方面，森将自由作为一个价值标准，试图提出一个更综合、全面的价值标准体系，以判断人的生活以及社会状况是否合乎理想。每一种价值标准，可以通过考察期信息基础的范围和限制来理解。他批评了功利主义只注重结果而忽视分配；自由至上主义只注重程序而忽视结果。森提出以扩大信息基础，构成实质自由的功能性活动为评价标准，同时对各种价值要素共同考虑，区别对待。在社会评价中对各个价值要素所赋予的权数，要通过公共讨论和民主的社会选择过程来确定。
就社会选择而言，森认为公共选择的基础一是民主，二是自由。就是每一个成员都拥有自由来表达自己的价值偏好，社会通过公开讨论和公众参与来形成社会价值和公共决策。社会选择是一个过程，社会成员在此过程中学习、理解、体会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调整自己对某些价值要素的权重。从而社会价值标准逐渐形成和发展、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