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在北方，人们习惯用“虚岁”来指代年纪。算法的不同，导致实际年龄比被称谓的要小上一两岁。好比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其实只是一个95后。在他的想象里，如果每天都能赚到300块，便能存下钱，有机会带着姑姑、姑父坐一次飞机。他从小在姑姑家中长大，不是城里人。六年来，王斌在离家120公里外的天津打工，做房屋装修，“靠双手赚钱，本质上是钟点工”。结婚，成为了他这两年来不断忧虑却悬而未决的事。

在河北沧州的这个村子里，与王斌一般的年轻人不在少数。王斌粗略计算，2000多人的村子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至少有300个。他们大部分都在一个微信群中，群名叫“咱们村里人”。

疫情严峻时，为了做好防控工作，在各个村口严防死守，村里年轻人成为工作主力，微信群也随之建立。疫情被控制后，年轻人大部分再一次离开村子。

登 船

与王斌同村的年轻人，走得最远的，去到了国外。但他们不是去国外的陆地，而是在海洋上，漂着。

一漂，往往是两三个月。人始终在船上，没法上岸。在船上，几乎没有开销，吃住全包，赚多少就能剩下多少。算下来，一个月能到手一万块钱。

21岁的李秋开在海上漂泊的船员工作，是从2018年7月份开始的。在他眼里，除了船员，再找不出一份更适合自己又能让自己满意的工作了。从村子里招聘过去的年轻船员，工作不涉技术，只是普通执勤，“按照船上指示把该做的做了就行”。

“不累，吃的又好，赚的还多，比干装修就好太多了。”唯一让李秋开不满意的是，需要背井离乡。

李秋开其实不习水性，单纯因为高薪和不累而跑到海上去。上船第一天，伙食不错，有没吃过的海鲜，他一口气吃了不少，没想到船颠簸得厉害，在甲板上全呕了出来。

刚到船上，没有同伴，别人说什么就只能“哼哼哈哈”地应着。没想到，大半年下来，李秋开学会用手机翻译软件，“差不多该用的英语单词”都学会了。但经年累月的寂寞和孤单，是做海上船员必须克服的事情。他知道，这只是一份趁着年轻才能干的活。成了家，有了孩子，就没法继续下去。

一年多漂下来，没学到什么硬本事，家里人也开始催他相亲找对象。

“在船上，你就找不到对象，但为了攒钱将来结婚，你又必须在船上。”

伪 造

同样是出国务工，但比起同村的27岁张孝辉，李秋开觉得自己幸运太多。

春节前，因为工伤，张孝辉死在了孟加拉国。死后辗转十多天，他再回到家门口时，只是骨灰。

张孝辉当时到一家国企参加了一个在孟加拉国施工的项目，做名潜水施工员。

水底复杂，技术要求不低，潜水和上岸切换频繁，施工员得有过硬的身体素质。张孝辉此前做过潜水施工员。但结婚后，为了照顾家庭，转行在临近县城做了加油员。只是薪水太少。当看到孟加拉国施工的短期招聘信息后，张孝辉萌生了去意。

招聘信息上写着，往返十天，一天两千块。为这两万块，张孝辉没顾得上家里人的担忧和阻拦，去了孟加拉国。

企业做了赔偿，但27岁的张孝辉留下的是6岁的儿子、25岁的妻子，还有他刚过50岁的父母。

张孝辉的事，对李秋开打击很大。他开始不愿再做船员，他觉得这只是一碗青春饭，也隐隐担忧，一个人海上漂泊久了，保不齐哪天自己会出什么岔子。

今年春节回到家里，李秋开和村子里一个25岁的“大哥”商量，改去做船员劳务派遣业务。3月20日，他的劳务派遣公司在县城开业。他不再做船员，而是招聘临近的年轻人去海上做船员。

对于没有学历和技术，又有迫切不失为一份理想工作。他几乎每天都在朋友圈里发招聘信息：“1.7万木杂船，主要跑东南亚航线，5月下旬开船，公休两天，业务熟悉后轻松过万。”

只是他没想到，今年偏偏赶上疫情，货轮招聘需求大大降低，村子里的小伙子不敢轻易到外面去。直到5月12日，开业已经近两个月了，他签约成功的年轻船员仍旧不满15个。

李秋开和房东试着谈过，公司办公室的门面房租能不能低一些，房东没有同意。

进 城

没有年轻人再甘愿选择务农了。在农村人的话里，叫做“种地”。它意味着，面朝黄土，背朝天。年轻人很少愿意再受这份苦，何况一年下来的收入不如外出打工。于是，他们大多选择进城。

天津是一座最合适的城市之一，离家近，可选择的行业和工种足够多，压力又没北京那么大。

河北沧州这个村子里的23岁章洪，在天津做了四年的装修工人，主要给写字楼和门面房做装潢，有时也要设计些门窗等家具。在他的判断里，做设计，技术含量总要高一些，“将来没准还能有个出头之日”。

章洪辍学，是在初一没上完的时候。从村里小学毕业之后，他和大部分同学一样，去了离家20公里外的镇中学读书。身边有些同学离开学校要比他更早一些，念着念着，他“也觉得意思不大”，跑到了外面去打工了。

倒不是学费、生活费出了问题，只是没了继续念书的动力。“就算读也没希望，周边人都走了，干嘛还留着呢”，就这么，随着大流，章洪在15岁时退了学。他先是给村子里的木工师傅做学徒，两年下来，学得有些眉目后，就跑到县城；呆烦了，想去外面看看，又跟着村子里的好哥们儿到了天津。

章洪有过梦想，实现了。但不久又破产了。

梦想是在天津拥有自己的一家门面，专门包揽设计生意。2018年秋天，从父母那里要来10万块钱，再加上自己与合伙人的钱，章洪在天津开起这家门面。他还从自己村子里招来两个“年轻后生”，一起干。

章洪走的“发展路线”，几乎是到外面闯荡的年轻人的普遍发展方式——先摸索，等手艺积攒到一定地步，就从村子里再招揽几名岁数更小的年轻人，一起做生意。章洪认为，一个村子里的人，既能相互信任，又干活踏实。

让他没想到的是，也就半年，门面倒闭了，他从老板又一次变成了学徒。接订单，管理学工，控制成本，每一件事都比他想象的更艰难。这和他听说的“只说话，不用做事”的老板状态截然不同。

他依然觉得自己运气不错，因为，门面从张罗到停业，他没有让自己欠下外债。

唢 呐

谈起村子里的同龄年轻人，章洪尤其替一位老同学感到遗憾——他的小学班长。章洪印象里，班长不仅聪明、成绩好，而且他家族里一直有吹唢呐的手艺传统，班长也跟着学了下来。

“他应该一直读书的，去考大学。”不过班长没这么做。

村子里一到丧事，就需要唢呐班子。对村里人来说，这份工作，收入不算低，又受人尊敬。在家里人的鼓吹下，班长没读完初中，辍学去吹了唢呐。

再往后，班长结婚，成家，有了孩子，唢呐的行情却越来越差，他转而去做了养猪专业户。不管收入如何，章洪觉得，班长像他一样，再也逃不掉“死守着农村这个根儿”的命运了。

六年前，因为撤点并校政策，村子里的小学也被撤去。在离村五公里的地方，临近的几个村子共建了所小学，周边的孩子都到那里去读书。孩子上学，要靠家里的爷爷奶奶送去，不再像六年前在村中上学那样便利。

章洪还记得他小学时学过的一句诗，“儿童放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这些年来，村子里的小学停掉后，他觉得孩子们离这种情境越来越远。

如今，原有的村小校址，被改造成了一所饭店。从天津打工回家休息时，逢年过节，章洪最喜欢和当年一同上学的年轻小伙子一起去那里，喝酒，抽烟，聊一聊。

离 了

也有年轻人留在村子或者到县城里去，没有离村子太远。而在县城里拥有一套房子，是村子里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的梦想。那意味着，在婚恋时，他们就能“硬气很多”。

农村里的年轻适龄男女比例失衡，本身就男多女少，而一些年轻女孩去外面打工，嫁到了城里人，能回到村子里的越来越少。男生则不同，进城打工，也几乎不可能留在那里，“总还是要回来的”。

结婚，是一件让大部分小伙子和家里人头疼的事。女孩少，要求就高，希望男方有车有房，即使是离婚再嫁的女性，也不愁再找到合适的人。

25岁的张虎已经离婚了。离婚时，两个孩子，一个6岁儿子和一个4岁女儿，对方都没有带走。而张虎还有一个弟弟，只比他的儿子大5岁。

张虎是个长途卡车司机，出门一走，往往五六天，他的父母要在家照顾三个孩子。长途卡车司机的收入不低，平均下来，一个月能赚一万多。“但辛苦，没日没夜，一个人跑在路上也不安全”。只是张虎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离婚，不是他心甘情愿的。“为什么离婚？也很难说清”，不过张虎最后悔的是，结婚时，自己年纪太小。

“才18岁，懂什么呢？”

那时张虎已经辍学，在外打工四年，成家，不仅是父母的期待，也是让父母放心下来的方式。结婚后，匆匆生子。随之而来的种种矛盾，却是他和同岁妻子“没有办法去应对的事情”。

比张虎更苦闷的是村子里几个二十七八岁的“单身”小伙。他们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没有女孩愿意嫁过来。那感觉“就和当年家里没有儿子一样，也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如今，张虎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他不知道以自己的情况，什么时候能够再婚、会找到什么样的再婚对象。但比起结婚，把两个孩子养育成人是更重要的事情。“至少让他们多读几年书吧，健康长大。”

在将近300人“咱们村里人”的微信群里，这些年轻人常常聊天、吐槽，分享在海上漂泊、在路上开车的人生。

“到天津了。”前几天，一个外出打工的小伙在群里发出这句话。三五人立即回复，“见面聊一聊，迎接你”。

当晚他们组了一个酒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