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化十年，张诩在乡试中举，拜入广东名儒大家陈献章门下学习。张诩少年聪颖好学，师从陈献章以后学问更加精深，其师赞扬他的思想以自然为宗，达到无我无为的境界。黄宗羲所做《明儒学案》中收录了他的思想。
这样一个学问极佳的人，中举后本应该继续参加会试，但是张诩近十年都滞留在广东，直至成化二十年才赴京参加会试。在这次考试中他中得进士，授官户部主事。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是普通百姓阶层上升的最主要方式，读书人抱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愿景，十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寒窗苦读。
一切可以改变命运的事都不会太容易，所以才有中举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的畅快，有落榜后“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的忧愁
科举考试分层进行，首先要经过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院试。通过院试才能作为生员进入地方学校学习。生员才有资格参加乡试，乡试中举后便是读书人最终向往——会试。会试之后是殿试，但殿试只排名，不再下第。因此，会试是寒窗多年读书人的重要一关。
那么像张诩这种学问优良，名声在外的举人，为何迟迟不肯赴会试呢？
通常认为张诩不出试的原因是“抱重不轻试”，意思是说身体虚弱，不轻易出门考试。他在《奏疏·辞免起用兼乞养病疏》中描述自己的病情说自己小时候就很羸弱，虽然外形看起来很壮，但内在虚弱没有药可以医治，只能安静养病少和人接触。现在出门不能步行，只能坐肩舆，没到半百，眼睛看不清，牙齿也摇晃，俨然一个老翁。
但是黄佐对他的形容却大大不同。据黄佐记录，陈献章在东南各地倡导他的学说，张诩也跟他在一起，吟风弄月，畅游于“黄云紫水间”。
由此看来，张诩的身体并没有到无法走路的地步，他上书的目的不过是以身体不好的借口辞官。
那么如果不是身体原因，又是什么阻挡了他赴京会试呢？
答案是，没钱。
张诩的同乡，广东南海人霍韬道出了原委。他认为张诩“抱重不轻试”，巡抚出路费银十二两，此后成为惯例。凡是举人赴试都给银十二两。正德年间举人路费加至十六两，嘉靖年间加至二十两。
由此可见张诩成化二十年赴京会试主要原因不是病好了，而是拿到了明政府给的资助。
那么其他省的举人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嘉靖年间湖北人耿定向对参加会试的经济情况有所提及。耿定向二十九岁中乡试，得到了十两银子的资助。路途上驿站提供便利，到京之后地方官员资助了吃饭等开销，又有朋友帮衬，但是这次并没有考中，耿定向的十两银子也耗费干净，回到家中。在基本上不需要自己花费的情况下，十两银子依旧迅速用完，可知举人进京耗费之大。
当然，不同情况下给举人赴京参加会试的路费数额也各不相同。
广东香山人黄佐，正德五年乡试之后，得到了百两费用，参加会试给编银六十五两。直隶人杨继盛在嘉靖二十二年中顺天府乡试，得到参加会试路费银三十两。四川梁山人来知德以一经中乡试，得到地方三十两路费资助。
明朝中后期以后，举人群体日渐贫困，中举后宴请亲朋好友，开销巨大，但是他们又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在赋役改革后，举人所占免税免役的优待政策也越来越小，如果屡考不中，花费也越来越高。这些居住在乡里的举人中出现了武断乡曲、非法取利、把持官府等问题，更有甚者，不学无术，开始赌博，与地方流氓混在一起，成为地方治理的一大难题。
万历二十八年顺天府乡试的解元赵维寰针对举人群体的混乱状况提出建议，他认为地方官应该每年发放贫困的举人一定的经济资助，就可以保持他们体面的生活，减少社会问题。
但是这只是一种美好的预想，明末三饷加派，举人进京会试的那一点点路费也停止发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