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晚上，与朋友去首都剧场观看阿瑟.米勒的四幕话剧《萨勒姆女巫》。
阿瑟.米勒是美国当代著名剧作家。1944年他的《鸿运高照的人》成为他的第一部在百老汇上演的剧本。他最有影响的是《推销员之死》，该剧获纽约剧评界奖和普利策奖，确立了他的国际声誉。
《萨勒姆女巫》的故事发生在1692年春天北美马萨诸塞州的萨勒姆小镇。一群正值豆蔻年华的青春少女不顾清规戒律，相约在万物复苏的森林，赤身裸体祈愿跳舞尽情嬉戏。
少女们的放浪形骸被牧师帕里斯看见，帕里斯的女儿由此受惊得病，居心叵测的人说她是中了妖魔邪祟。于是，萨勒姆小镇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一种来自人心深处的恐惧，使萨勒姆小镇笼罩在女巫邪说的阴影之下。帕里斯为了保住牧师职位，请来贝弗利的黑尔牧师“捉巫”。
“萨勒姆审巫案” 是人类司法史上一件颇耐人寻味的案例。到底谁是女巫？小镇牧师开列了一份名单逐一查询：谁在折磨你们？是她吗？或是她？ 在审问和诱导下，姑娘们开始了她们荒唐的指控，结果是小镇上的数百位居民被指控为女巫，送进了监狱。
法官在整个审判过程中，采用了三条定罪原则：
1、如果某人身上有不同寻常的斑记。
2、如果某人与邻居争吵后邻人出现不测。
3、如果某人被告发曾经为非作歹。
显然这三条定罪原则给了原告信口雌黄的自由，而致被告于百口难辩的境地。
1953年，距“萨勒姆审巫案” 发生二百多年后，米勒创作了剧本《萨勒姆女巫》。作者在剧中用合乎逻辑的虚构，编织了这幕悲剧的人性因果。整个审巫案中存在着两个为什么：
1、为什么指控？
2、为什么没有怀疑？
这两个问题与人性的全部复杂性紧紧相关。在米勒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作者将人的恐惧、躲避、报复、软弱、仇恨和虚荣写进了他的答案。
米勒的解题是这样的：小镇上的几位少女相约林间，她们围着火堆跳舞祈愿，少女们在这种带有巫术色彩但大半是游戏的活动中，倾吐内心隐秘的愿望。
少女艾比盖尔与镇上的一位农夫普罗克托有一夜情，她想彻底占有普罗克托，因此杀鸡喝血，对普罗克托的妻子发出了死亡的诅咒。
祈愿归来牧师女儿病倒，牧师认为女儿受到女巫的蛊惑，艾比盖尔由于杀鸡喝血无疑成为最大的嫌疑人。出于自保与报复，艾比盖尔指控那些平素与她结怨的邻居们，当然少不了普罗克托的妻子为女巫。其他几位少女似乎在自由的指证中感受到某种莫名的兴奋，从而与艾比盖尔站到一起。姑娘们唇枪舌剑，所向披靡，牛鬼蛇神纷纷露出原形，捉巫运动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小镇上两百多人被关进了监狱，其中有数十人因为拒不认罪被判死刑，送上了绞刑架。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由少女们出于恐惧、自私、幼稚的玩笑变成了成人世界的腥风血雨。
普罗克托为了解救妻子来到哈桑法官面前，交代了自己与艾比盖尔的奸情，指证艾比盖尔是出于报复和私欲才撒下这弥天大谎。然而，轰轰烈烈的审巫案最后绝不能变成大法官受小女孩欺骗的闹剧，哈桑法官因为失察而误人性命，这反而成为他让错误进行到底的理由。
普罗克托妻子的行为让我热泪涟涟，她在被诬陷为女巫后最简单的洗脱办法，就是指证丈夫与艾比盖尔的奸情。但是她选择了沉默，她要保护丈夫的名声和生命，哪怕自己走上绞刑架。
艾比盖尔和哈桑法官的行为动机是阿瑟·米勒对“萨勒姆审巫案” 的心理补白，它当然是一种虚构，但这种虚构为我们呈现出了一种不无震撼性的罪行形态：无数小小的私欲因为某种偶然集结在了一起，出于不同的目的扭结成一股方向一致的合力，最后将罪行变成了必然。所以我认为《萨勒姆女巫》是一部揭示“善恶生态”的作品。
许久以来，我一直认为中国文化缺失宗教，没有宗教感的群体对善恶的认知态度是世俗的。
今晚，舞台上出现了这样一幕场景：农夫普罗克托因承认自己有奸情，被法官裁定为魔鬼代言人（根据定罪原则第3条），他有一种选择，只要承认自己是受魔鬼派使，就能摆脱绞索。于是他在认罪书上签字。但当他得知认罪书会张榜天下时，他又撕碎了认罪书。这位农夫向法官哀号着：“我已经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我不能再出卖自己的名字，我还有两个孩子！”
最后他同拒不认罪的女巫们一起吊在绞架上。
显然是一种朴素的羞耻心让普罗克托在是非之间作出选择。如果私欲有可能导致罪行，那么耻感有可能成为善良行为的舵手。在我看来，普罗克托用死亡完成了《萨勒姆女巫》的善恶拼图，羞耻心让他的一只脚踏进天堂。
这恰恰在告诉我们：当前，我们的精神资源缺失的是些什么？剧院里沸腾的掌声应该说是一种回答。我长久地沉浸在感动和思索之中。
但问题是，牧师女儿与她的玩伴，这些单纯无知的少女，共同附和艾比盖尔指控那些与之朝夕相处的左邻右舍是有罪的女巫，她们到底出于什么动机？法官在这场狂热的控诉中难道没有产生过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怀疑？这恰恰是“萨勒姆审巫案”中最耐人寻味的地方。
把数十人送上绞刑架的背后，绝不是简单的鬼怪迷信。悲剧的血腥背后永远都存在着叵测的人心，只是真相永远淹没在历史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