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指示——“复课闹革命”，孩子们都开始上学了，父亲评估了下形势，觉得学校里面，什么也学不到，就决定 我先不上学，他在家里教我学习。学校的老师登门，父亲还是不同意。老师走的时候说 “你现在不去，以后要是想去 只能上一年级！” 我有点傻眼，可父亲一点不着急，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闹中取静

外面如火如荼，我家里却有自己的节奏。一个是“教学改革”，另一个就是四处游玩。父亲的“另搞一套”在音乐学院那是出了名的。不管是啥，只要是让他看出毛病，那就到了被革命的时候。

小学数学是他长期关注的东西。他发明了 两档大算盘、质因积算牌、四方阵、大九九表这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东西。我跟弟弟一面给他打下手做学具，同时就做他的实验对象了。到了星期天，我们全家就爬香山、游樱桃沟、逛北海、行颐和园，还学骑自行车。

那时候我个儿小，刚好够着脚蹬子，所以只能蹬半轮儿。这对飞轮和千斤是有损伤的，不过父亲还是放手让我绕大操场练习。父亲叫我不要看前轮的地面，要望远看。拐弯时要抖车把，往左拐，就往右抖一下；往右拐，就往左抖一下。别说这几招还挺管用。其实这体现了父亲的教学思想——抓住要领，迎刃而解。两天后，我竟然可以独立绕操场骑行了。不过我总有一些担忧，因为父亲并没有跟在身边，果然很快凶险就来了。在弯道处，我突然发现不能控制拐弯了，大叫着朝大字报棚的杨树撞了过去。躺在地下的我，无助地对远处的爸爸哭起来… 自行车练习就此打住！

最快乐的要算是游览，我也领略了那个传说中的“鬼见愁”！当我们爬到了香炉峰的山顶，往城里看去，楼房像一个个小火柴盒，嘿！远处还能看见民族宫呢！  记得第一次爬香山时，父亲叫我使劲的吸气，哇！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以后每次到香山，都会这样回忆一下儿时的深切感受。有一次我们在颐和园划船，忽然起风了，浪拍打着船舷，我和弟弟都有点害怕，就往船的另一侧躲，父亲陡然严厉起来，大声说到: “不行！一定要用身体压住这边，否则浪会把船掀翻！” 我们强压住心中的恐惧，抓住船帮，眼睛注视着奋力划桨的父亲，镇定下来的我打算帮父亲加力，父亲大声说: “坐好！” 嗯，我心有不甘地服从了，只能心里默默相助。终于，我们安全了！船要靠岸了。那一次，我真的感到父亲很棒，很像个船长。心里对父亲的敬重又多了一层…… 

游览，在那个时候算是个稀罕，我们最远的一次是到了潭柘寺，山那边的龙潭是最有名。据说那里有一口井，井底锁着一条龙，嘿，锁住它 才有我们北京的今天。由于红卫兵摧毁了寺庙，我们去时已经关闭，我们只好爬山。这里的山路和香山大不相同，弟弟特别兴奋，总是在前面跑，母亲突然着急起来: “当心有蛇！”哈哈，太管用了！弟弟当时就缩在了父母的身边。语言有这么大的力量，实在是有趣！ 当地的老乡听说是来玩儿的，还花了16块钱， 都不说话了。那可是他们好几个月的油盐钱呐！

文革最紧张的那些时候，我们也会经常在星期天出游，父亲虽然在单位被批斗，但是回到家里并没有唉声叹气！只是沉默，平静，学外语，搞教学改革。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儿不可思议呢！ 也许他在传记《耀世孤火》里的一句话道出了他的本性: “我的思考从不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 了得呀 我的老爸！

还有一事值得说下。wG初期 我家的自行车丢了。父亲去公安局报失了。不过也没指望能找回来。有一天，公安局给中国音乐学院传达室打了个电话，说是赵宋光报失的自行车找到了。几个年轻教师突然间冒出一个恶作剧的想法:“别告诉老赵，我们吓唬一下他！” 一会儿，扎木苏和满都夫找见了父亲，非常严肃的说: “公安局找你！”  据说父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正大了眼睛呆呆的看着他们“什么事？”。他们又重复了一遍: “快去吧，找你呢！” 父亲惶恐地走了，要知道那个年代大祸临头是再正常不过的！ 一会儿，父亲回来了。三人相见，沉默 随即笑到岔气……

随着时间的推移，黑帮队人数在减少，很多人都回家了。 一天，我在楼门口看见歌唱家黎信昌目视前方缓缓而行，我试着叫“黎叔叔”，他愣了一下，停住脚步，立正 有点惊讶地看我: “你好！” 微微颌首致意。哇哦，我有点不知所措，也尴尬地冲他笑笑。

是福跑不了，是祸躲不过，过了几个月母亲又出事儿了，上街游行支持政府的时候，喊错了口号——打倒经济主义！变成打倒××主义！罪过不是一般的，是老革命也没用，歌剧院都是老革命呢。于是，进劳改队扫院子去了，我妈却还是故作镇定，沉默、横眉 带着一脸的不屑。

北京是没法儿待了，我们决定去上海。 音院家委会听说后，很不高兴。

“想逃避批判？不行！”

“家里边没地方住，老太太的户口在上海！”

“好吧，我们会跟那边联系。回上海后继续接受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