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洞位于敦煌南窟的最北端，敦煌研究院的编号是第16窟，洞窟外檐建有一套三层的木构楼阁建筑，可以对石窟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
第16窟是一处晚唐的石窟，由当时河西都僧统洪辨和尚开凿。过过过廊后便来到了主室，约有两百平米的样子，相当的宽敞，窟顶是和四壁的花纹壁画十分的艳丽并且保存完好。正中的高台上端立着大小不一的九尊塑像，造型十分均衡，是唐代雕塑的上乘之作，我见过早期斯坦因拍摄的藏经洞照片，在那幅照片里，高台上的塑像不是九尊，而是十三尊，在协侍菩萨外侧还各有两尊真人大小的塑像，现在另外那四尊不知道哪里去了。
藏经洞就是在第16窟洞窟过廊北壁上开凿出来的，长宽高大至和现在普通居民楼层的储藏间体积相仿，面积不是很大，原是洪辨和尚修行的禅窟，现在里面还端坐着主人的塑像，四壁绘有清秀的壁画，就是这个地方保存了中国历史的无尽宝藏。
关于藏经洞的发现，有几种版本，总之是偶然间这批文物落到了那个道士王圆箓的手上，说起来真是历史的无奈，当时中国之大竟然没有这批无价之宝的容身之处，随即欧美的探险者们就像恶狼闻到血腥一样蜂拥而至，王道士哪能挡得住如此的来势汹汹，于是五万多件珍贵的敦煌文物，被斯坦因、伯希和、奥登保、大谷光瑞、橘瑞超一干人等劫掠一空，侥幸留在中国的近万件文件又是命运多舛。
至于那个王道士，则被人戳了一百年的脊梁骨，凭心而论，王道士对于保护藏经洞的文物并非一无是处，只是历史和他开了一个太大的完笑，把一件本不应该由他完成的事情交到了他的手上，结果让后人回首只能是无尽的叹息。
我离开藏经洞时，看到有一位日本朋友，正在那里出神地端详着这个小小的秘室，旁边有研究院的一位工作人员用流利的日语为他讲解，他也是一位敦煌的朝圣者，可惜我的日语太差劲了，否则一定要和他好好交谈一番。
藏经洞外有一处清代的建筑，原本是王道士修行的道观，现在改建为藏经洞的阵列室，用图片、文字、实物展现了藏经洞的所有。
在大厅外的长石上，刻有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一句名言“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我注视了良久才转身离去，去三危山对面去寻找那座道士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