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变革最激烈的时期之一，它终结了封建社会，中国走上大一统帝国，带来了周秦之变。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是前所未有的、摧枯拉朽式的大变革，历时长、涉及面广，实际上转型一直持续到汉武帝时期才算真正完成。
一、军事上战争逻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诸侯国之间的互相征伐使得奴隶社会的封建割据走上了末日之路。末日之路的由来，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变化，就是战争逻辑变了。春秋之前的的战争，其实不是以砍死人为目的的，战争的礼仪性大于实用性。但到了春秋中后期，战争变成以砍死人为目的了。也正是由于这个战争逻辑的变化，才把中国引向了大一统。
为什么战争逻辑会变化呢？ 原因在于，春秋末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技术发展，它带来了新的经济和人力资源，打破了过去的社会均衡，封建社会当中的贵族秩序崩塌了。贵族们是征服者，觉得要把自己跟平民区分开，才能显出自己的高大上，所以他们都有特别强烈的等级、秩序意识。这种意识也延续到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他们认为战争是个很高贵的事情，《左传》里有句话，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就是说只有祭祀和战争，才是国家的大事。这么高贵的事情，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参加，平民没资格。
第二，贵族打仗，比的是谁更符合“礼”的标准，这里所谓的“礼”是“礼仪”的“礼”，但它绝不仅仅是礼仪，而是代表着一整套秩序，能够给所有人都规定出上下尊卑的恰当位置。 换句话说，贵族们打仗是有规矩的，规矩就是按照“礼”来打，而战争的目的就是恢复“礼”的秩序；如果不依照“礼”来打，赢了也没面子，因为你更加破坏了秩序，正如春秋后期的宋襄公。
从春秋后期的楚国开始，开始了不按套路打，这种事情是有传染力的，各国都怕吃亏，底线也越降越低，战争的实用性开始超越于礼仪性之上。
二、经济、社会出现了重要的技术变迁
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出现了两个重要的技术变迁，让诸侯力量的扩大有了可能。正是因为这两次技术变革，打破了君主和封臣之间的力量均衡。
第一个技术变迁，是铁器和牛耕被广泛运用于农业生产。铁器与牛耕的出现，提升了平民的劳动效率。过去，他们的耕种效率很低，只能在贵族控制的公田、又叫井田上种地，没有能力再去开垦自己的私田了；但是，铁器和牛耕让生产效率大大提升了，平民有余力去开垦自己的私田，甚至索性就从贵族控制的井田上跑路了。此时君主、贵族、平民三者之间的一种复杂博弈关系就出现了。对贵族来说，平民逃离井田，会削弱自己的力量，所以要控制他们；而对君主来说，只要能帮助自己削弱贵族封臣，那就是值得拉拢的盟友。 于是君主与平民之间就逐渐形成一种结盟关系，君主向耕种私田的平民提供保护，平民向君主交税。平民从井田上越跑越多，贵族所控制的井田制就逐渐瓦解了，贵族的力量也逐渐削弱了。君主开始获得相对于贵族的优势。
第二个技术变迁，是竹简成为知识传播的主要技术。文化的载体是文字，在周朝前期，文字是祭祀专用的，通过铸鼎的方式向外分发，除了大贵族们，没几个人有机会接触到文字，有文化的人就只能是大贵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文字开始被刻在一片片竹简上，这可比铜鼎要轻巧得多，不仅仅是便于携带，复制的成本也极大降低，知识传播的成本急剧下降，一般的贵族子弟、甚至运气好的普通百姓，都有机会学习文字获得知识了。
三、政治制度的重要变革
魏国的李悝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使得国富民强，各国开始脱离大贵族的控制，发展出官僚制度的雏形。
由于多年的人口膨胀，这个时候出现了很多有文化、却无法获得一块封地的贵族子弟，他们就变成游士，到处寻找把自己卖一个好价钱的机会。 君主们早就想养一群可控的自己人了。什么样的人最好用呢？ 第一，他们要在本国没有根基，没资本对抗君主； 第二，他们的地位尊荣都取决于君主的赏赐，就有动力与君主相配合。从别国跑来的游士完全符合这两点要求。君主与游士一拍即合，游士成为依附于君主的私人人事班底。这个人事班底，后来就发展为官僚制。
官僚和贵族的区别在于，本质上来说，官僚没有独立性，他们是职业经理人，其地位取决于君主的意志；贵族有独立性，他们是准合伙人，君主有大事必须和他们商量着来。 游士的出现，终于让君主们可以全方位碾压贵族封臣，诸侯国也就从君主与贵族共治的结构，转向君主说了算的官僚制结构。 这个过程在历史上被叫作什么呢？变法！
魏国的李悝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等，就是这样展开的。来自其他国家的游士，成了各诸侯国的新贵，他们压制住所在国的大贵族，把君主的意志贯彻下去。随着各种变法的展开，中国历史就进入到了战国时代。
对君主来说，这回有办法把平民也动员起来了。你们虽然不是贵族血统，但你们可以立军功。只要你有办法从战场上拎回更多的人头，你也有机会上升到比贵族还高的地位。
这种激励可不得了，战争的规模和频次急剧上升，大规模的灭国之战很容易就爆发了。灭国之战都到什么量级呢？比如很多人推崇的战神白起，一场战役就会坑杀赵国的40万降兵，这都在变法之后成为可能。
随着各国陆续变法，各诸侯国内部的旧贵族阶层被一扫而空。变法之后，君主能决定军功的标准，也就能决定官僚新贵们的地位高低，君主对国家的控制力就变得更强，再没有能够约束君主的力量，分封割据的封建社会也就逐渐走上了终结之日。
四、文化上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到了春秋后期，天下大乱，礼崩乐坏，数百年来早已习惯成自然的秩序崩溃了。 这下很糟糕，人们突然发现赖以理解世界的坐标系没有了，世界的意义丧失了。这种时候，就是思想大爆发的时候。 人们开始苦苦思索，寻找意义。那些已被实践了千百年的一系列“日用而不知”的传统，就变成人们思考的基本出发点了。 不同的思考，催生了后来说的诸子百家，也就是很多个思想流派。
各种学说根本上来说都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传统。在这个问题上大致可以分出三种态度，就是主张回归传统、主张抛弃传统、以及完全不在乎，分别就对应着最重要的三个流派：儒家、法家和道家，其他的诸子百家，都可以视作这三家的某种变形。
儒家：克己复礼
孔子认为复古的路径是“克己复礼”，就是要克制自己的各种冲动，依照传统留下来的“礼”的要求来做事。这样就能达到儒家的最高理想，“仁”，就是“仁义”的“仁”。
在春秋时代以前，人们依照“礼”来做事，只不过是对于传统的盲目跟从，随大流就行，用不着什么勇气。
但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依照“礼”来做事，就会显得迂腐，因为大流已经变了，遵从“礼”也得不到什么好处。这时如果仍然坚持这么做，唯一的理由就是，“这样做是对的”，跟有没有好处没关系。
这种主动抉择是充满着担当的，很需要勇气。所以，儒家当中逐渐浮现出对于道德勇气的赞美。
孟子有一句话，叫做“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就是说，只要认准了是正确的路，哪怕千万人阻拦，我也毫无畏惧地走上去，知其不可而为之。
法家：君主意志
在法家看来，儒家的理念也太迂腐了，既然明知其不可，还要为之，有什么用呢？ 时代已经完全变了，你还非得依照过去的传统，不去理解现实的变化，只能是一群书呆子，不可能成事儿，而只会把天下带入危险的境地。
“守株待兔”这个成语，就出自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的著作中。他说，想要用古代的政治逻辑，来治理当代的民众，基本上就是守株待兔的愚蠢办法。
索性就用“法”来取代“礼”，开创一套新的制度。为了能够推行“法”，君主就必须懂得如何应用诡诈之术来控制人，懂得如何利用甚至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局势。 这就是法家三宝，“法术势”，就是法令、权术、局势。儒家强调恢复“礼”，“礼”来自传统，贵族是“礼”的载体；法家强调创建“法”，“法”出自君主意志，官僚是法的执行者。
君主、贵族、官僚的博弈关系，各诸侯国的君主们肯定不会愿意接受儒家，而更愿意接受法家。所以孔子孟子都曾周游列国，都没得到过重用，反倒是法家的人占据各种高位。 有趣的是，法家的鼓吹者往往在本国是不受欢迎的，无论是商鞅还是李斯，都是在别国建功立业。原因在于，君主需要官僚在本国没有根基，才能听使唤；倘若是出身本国的法家，他总会有各种根基，这种人又太懂得法术势，很容易成为君主忌惮的对象。 脱离了家乡的游士，如漂泊浮萍，孤身一人，荣辱富贵都依赖于君主，君主最喜欢了。所以，法家只能在别国成事。
道家：无为而治
无论儒家法家是怎么思考的，在出于荆楚之地的道家看来，都会觉得，中原的人也太看不开了。道家认为，当今之计，是放下非得要搞点事情的想法。 顺其自然，让世界、让百姓自由自主地活动，事情自然就好了，这就叫“无为而治”。
周秦之变对中国的思想史还带来了自然延伸，就是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从秦皇到汉武，帝国的官方思想经历了从法家到道家再到儒家的转换过程。百家争鸣的思想自由，很依赖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彼此之间的竞争。竞争的终结点是天下的大一统。一旦一统，百家争鸣马上就会受到抑制。 周秦之变的过程中，中国的官方思想经历了从法家到道家再到儒家的转型过程，最终汉朝把所有新的要素都给综合起来，让中国从制度和思想两个方面获得稳定，中国走上大一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