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一句话就是“地理决定历史”，尤其是近期中原大地汪洋千里，直接让人想到古时黄河不断改道，摧毁古人家园，以至于古开封埋在今开封地下数米，至于传说中的夏朝，更是被冲得无影无踪，好歹还有殷商留下，在安阳成功躲避了洪水，给后人留下了伟大的甲骨文。
历史和地理密不可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跳出传统视角看待历史，总会有些重要的收获。近些年来，历史和地理的相结合，给大家展现了一个广阔的历史空间，也提供了一个跳出政治、经济、文化视角下的历史解读视角。
《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地理学、制图学与文学》就是这样一本学科交叉融合的书籍，乍一看书名，感觉比较小众，但是仔细一翻，一种磅礴大气扑面而来。为什么选择中唐而不是盛唐，这里其实蕴含了作者对中国历史转折点的惋惜与惆怅。盛唐时，万邦来潮，地理学或者制图，描绘的山川形胜有种“猎奇”的味道，地理学意识尚未浓烈，但是在中唐，尤其是经历了安史之乱、出现藩镇割据、帝国边缘领土丧失等现实冲击，制图，在法理或者说政治层面展现名义上的大一统，就成了一种现实需要。
借曾担任宰相的李吉甫所言，制图的作用是“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可以屈就隐忍现实，不要里子，但是面子还是需要的。所以，也就很容易理解玄、肃、代、德、顺、宪宗6朝元老贾耽制作《华夷图》的良苦用心。后人根据残本推测，这应该是一幅亚洲地图，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天宝年间的“领土MAX”，只可惜，没有后来了。
当然，这种地理意识不是横空出现的，而是经过前人不断地积累，尤其是在最鼎盛时期，边塞诗人们在西域等内亚地区或行军或为官，写了《凉州词》《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名篇，通过脍炙人口的文字，加深着世人对边疆的情感，也成为后世情感认同的一种凭证。
所以在中唐，地理学与文学书写是相互印证和彼此成就的。当时的朝廷很多时候被宦官把控，很多著名的诗人如韩语柳宗元都有不如意甚至贬官流放的时候，中国的文人讲究入世与出世，仕途不如意总愿意寄情山水游目骋怀，为文学留下了诗歌和游记，更为地理学和制图留下了宝贵的文学文献。
比如著名的《捕蛇者说》，开篇就是“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把永州山水的险恶展现得活灵活现。还有白居易、元稹等人，很多诗歌和文章，不是诞生在南方，就是诞生在南方之南的南荒，这些都是帝国的边缘，直到近代才完完全全融入到中华的主流当中，如果没有文人雅客的记载，我们更难具体体会到对国家情感的血肉联系。
文学往往细致入微，能见微知著，感受到创作当时的时代风云，《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是一本奇妙的书，浪漫充满了激情，严肃中又展现了逻辑的严密。古人讲究诗言志，言自己的志是一种独特的表达，但要达到像杜甫那样“诗史”的程度，之前挺难的，但在细微的研究下，我们的思维通过诗歌，触达到时代的方方面面，是一种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