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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必须要端正的态度是，从更宏观的时间尺度上来说，社会集群的影响边界到底在哪里。即便是在最理想的状态之下，公众的力量到底能否延伸到每一个细节和角落，继而愤而崛起，力挽狂澜？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我们有幸参与了这一历史进程，即便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什么都没有做，也成为了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一份子。正是这些事件让我们开始意识到，由于信息要素和文明程度的迅速发展，其对应的社会认知体系的进化是加速的。从微观上的信息沟通所需要的技术要件，到宏观上意识形态的巨大分裂；这些发展都将是指数级递增的，而现有体系的建设者和维系者，对于社会突变的控制手段，依旧非常原始和线性。这就需要当权者们能够迅速采取措施，展开公众所认同的，透明的、交互的、可供参与的多位面依法建设之中；而不是全面的隐匿与单纯的打压。这样才能避免在节点以前，被急剧增长的磅礴力量所击垮、超越，继而引发无可挽回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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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步入存量主导的阶段，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社会阶层的壁垒已经打造完毕，普罗大众的上升渠道被逐渐堵死；伴随着地方性债务的激增，政府控制信贷泡沫的有效手段将从控制土地所有权逐步转换到对包括使用权限在内的基本权利的控制；中央集权体系所伴生的一大弊病在于，通过计划经济所迅速积累的社会财富没有办法通过自由市场实现自我消解和有效配置，这是我们选择这条道路所需要付出的必然代价，只不过我们现在不肯承认这一点。于此同时，我们将要面临的更严峻的问题在于，在2016年，我国全面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全世界倒数第一；伴随着我国人口增长的断崖式下跌，我们将不再具备充足的年轻劳动力去参与后续的经济建设和可能的民主化进程当中。当前，我国的全要素劳动生产成本已经逼近美国，由人口优势所带来的巨大红利开始消失。今日所谓明斯基时刻的讨论之所以甚嚣尘上，是因为大多数相关人士确实预感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愈发明显，也就是大白话——后劲儿不足。
历史规律足以证明，人口一旦产生断崖式下跌，熵增过程将是不可逆的，我们基本上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有效打破这一逐渐无序的状态。
我国的问题，短期是高额债务问题，中期是产业结构问题，长期是人口衰退问题。
而这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不是一届政府所能够改变的，所以核心的维系和连任，将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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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历史节点，古今中外无外乎两条道路，对外殖民扩张，对内革命爆发。
人们总会说，我们是中国；我们，不一样。
而事实却是，从二千多年来的历次朝代更迭来看，我们简直是人类利益冲突与再分配的标准模板，内忧外患，全部齐活。
这也是为什么我对中国有可能产生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持怀疑态度；只要唯上是举的责任升迁制度不发生改变，自发的全面深化改革将永远停留在无法得到实施的红头文件上，这是比权力斗争困难得多的法制困境。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最有效的方式永远是暴力革命，直到度过生产周期，规模效应停滞，社会矛盾再次激化，然后被下一次革命所取代。
但最有效的方式并非最根本的解决途径，最根本的途径依旧是进一步提高生产力，从根本上完成新一次的科技和工业革命，继而产生文明上的更迭；在历史上，英国、日本和美国都相继佐证了这一点。然而问题在于，结合当前的国际环境和我国的传统土壤，我们几乎不具备任何能够催生技术革命继而引发政治改良的必要条件。
现在的全球经济萎靡问题早已发展到并非中国一家能够解决，或者是中美联合能够解决的。当前所有主要经济体的路径选择大相径庭，基本不存在任何统一的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可能；人类文明整体依旧处于分裂割据的原始阶段，诸如G20这样的诸侯联盟影响力其实是十分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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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选择以一个更宏观的视角去看待当前爆发的诸多社会事件，是因为他们背后的实际问题已早非是公序良俗或者法规行政所能够解决的。我们在历经其他先发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而且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更艰险，更复杂。
然而，我们不能因为这是一件注定要发生的事情就将其束之高阁；更不能因为在这条路上注定充满着血腥与牺牲就毫无作为。如若说我们国人今日所选择的道路与先发国家相比哪怕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人民，而这恰恰是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历史大潮的充分理由。因为我们明确地知晓，那些任其发展的肆意妄为，最终都会把我们带向万劫不复的境地。如果权力最终没有得到有效的让渡，那么直觉告诉我，所谓毁灭日的到来，将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
因此我所呼吁的并非是那些崇高情怀，我所关切的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是在揭示我们长久以来的缺位和过失，是在你我即将弥留之际发出最后一声自救的呼号。
我们之所以保持悲观，是因为我们仍心存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