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我感觉到二姐对我的爱，胜过大姐。
比如，每一年我的生日，二姐都记得。大姐姐好像结婚之后就记不住了。比如，二姐给我打电话的次数远远多过大姐，大姐好像工作很忙的样子。比如，即使我长大了，每一年春节的时候，二姐还是会给我买衣服。
爱是没有多少之分的，但是，爱如果有了比较，那就有了分别。
如果说我从来没有埋怨过大姐姐，那是不诚实的。毕竟，我和大姐姐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远胜于与二姐相处的时间。
当我还在人间的入口处张望的时候，母亲就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担着箩筐，四处吆喝了。左边的箩筐坐着4岁的大姐姐，右边的箩筐坐着2岁的二姐。如果说那是卖孩子，那是不正确的，因为那并没有涉及到金钱交易。
母亲跑了好几个村子，也没有送掉一个。只好把俩孩子又挑回家了。
父亲骂母亲没用。
过了几日，父亲担起箩筐，翻过一个小山丘，到了邻县的曹家岭。
一户有三个儿子的人家收养了二姐。他们没有选择大姐姐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她太大了，她可能记得回家的路。
就这样，二姐被送走了。
二姐被收养之后，母亲终日以泪洗面，用她的话说，她的眼泪都快流干了。
终究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思来想去，母亲与收养了二姐的那家人定了一个协议：我们家和二姐的养父母家现在成为亲戚，直到二姐出嫁，亲戚关系自动解除。这就意味着，我们俩家人可以常常互相往来。
在80年代的王家村，或者80年代的曹家岭，甚至时间再往前移几个年代，像我们家这样送孩子的人家已经司空见惯了。
除了送孩子，还有换孩子的。送出去的孩子一般都是女孩，换孩子的情况一般是一个家庭里连生三四个都是儿子，另一家则是连生三四个都是女儿，于是这家用儿子换另一家的女儿，此乃换孩子。
至于把女孩子送走的原因，我想无非是跟我们家一样吧。就是要生个儿子传宗接代。当我的二姐出生之后，就意味着我的父母亲用完了国家给他们的配额（在农村，如果头胎是女儿，可以再生一个）。不过没关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送走一个孩子，就又空出来一个名额。
遗憾的是，任凭我父母亲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生出一个带把的来。
在我之前，我的母亲，有过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在3岁的时候夭折了，是个女孩；还有一个不小心流掉了，性别不详。
五年之后，我又是以一个女儿的身份降临在这个家庭了。
我的出生，无疑对我的父母来说，是一个打击。
我的父亲连我的“洗三”仪式都没有来得及参加，就匆匆忙忙离开了王家村。
父亲本不是王家村的人，他的母亲生下他后不久就过世了。我祖母就将襁褓中的父亲抱了回来，当做自己的儿子养大。而我的祖母实际上是我的姥姥，我的母亲是她的女儿。
母亲比父亲年长两岁，他们像姐弟一般长大了。当他们到适婚年龄时，祖母开始忧虑，她忧虑养大的儿子娶了老婆忘了娘，她忧虑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于是，祖母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安排母亲嫁给了父亲。
然而，这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虽保障了祖母的晚年生活，却成了父母亲命运悲剧的始端。
当父母亲结婚之后，生儿子就成了他们的家庭重任。我的出生，终于让父母觉得生儿子无望了。
王家村的“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氏族观念至今仍然保持完好。没有人觉得生女儿是可以光宗耀祖的。
父亲一看我不是男儿身，再也无法忍受村子里的人指指点点，逃也似得离开了。
当父亲收拾行囊时，他就做了要事业有成的决定。既然生不出儿子光宗耀祖，也要成就一番事业，衣锦还乡，以此来报复那些曾经戳他脊梁骨的人。
父亲常年在外打拼，只有在祭祖大礼、过年的时候回王家村。
比我大七岁的大姐在寄宿学校上学。家里只剩下母亲和年迈的祖父母相依为命，还有半个留守儿童的我夹在他们中间。
待我长到三四岁的年纪，爷爷就常带我去曹家岭找我二姐。爷爷送我到二姐养父母家，就回去了。我则会留下来过几宿。
我跟着二姐去放牛，我跟着二姐去池塘边洗衣服，我跟着二姐去找她的小伙伴玩。反正，二姐干嘛，我就跟着她干嘛。
当然，我每次去二姐的养父母家，不仅仅是去培养我和她之间的姐妹情谊的，而是身负重命的。
当我要回家的时候，我就会邀请二姐去我家玩，这句话说来很奇怪，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也是她的家。
有的时候，二姐会去我家住几日。
有的时候，她的养母不允，她就不能来了，这时她就把我送到王家村村口就回去了。
在二姐回曹家岭的路上，偶尔会碰到在田间干农活的王家村人，他们知道二姐是我们家送出去的女儿，就会逗她，问：“你是哪里来的孩子？”
“我是曹家岭的。”二姐回答。
“那你姓什么呀？”王家村人继续问她。
“我姓王。”二姐答。
“你是曹家岭的，怎么会姓王呢？”王家村人笑着问她。他不知道自己的这句玩笑话对年幼的二姐的伤害有多深。
二姐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急匆匆地跑走了。
她一边跑，一边哭。
从那之后，若再有王家村的人问她姓什么，她就回答他们她姓曹。
那时的我不明白，为何二姐没有改姓曹。
长大了之后，我才想明白这个问题——因为是女子的缘故，她的后代不会延续她的姓氏，不管她是姓王还是姓曹，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我邀请二姐去我家的使命没有完成时，我又多了另外一项任务——给母亲带去一些曹家岭的情报。
母亲看我一人归来，就会很失望，继而带着怒气向我发问，“你二姐呢？”
“姨妈（二姐的养母）不准她来。”我唯诺道。
“你二姐在家干嘛？”母亲听完我的答案更加生气了。
“编鞭炮。”我望着我的大拇哥又从布鞋上开了个窗户出来。
“她前天有没有去上学？”母亲继续盘问。
“…….”我专心致志地摇动着我的大拇哥，已经神游太虚了。
“给你新做的布鞋，才没穿两天，又坏了！”母亲看我神游了，音量立刻高了好几个分贝，“看样子得给你打双铁鞋，你才能穿不坏！”
那个时候，年幼的我并不清楚母亲真正发怒的原因，只是隐隐觉得跟二姐有关。
母亲一直有愧于二姐，特别是在读书这件事上。因为，我和大姐姐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二姐连小学都没有念全。
母亲说，这都是因为她的养父母太爱钱的缘故。如果学校里来人了，二姐的养父母就会让她上两天学，如果学校没人管，他们就让她在家编鞭炮以此贴补家用，二姐就在两天去学校三天在家编鞭炮的情况下完成了她的小学教育。她的养父母没有再让她继续上学，他们说二姐的学习成绩不好。
母亲难过的说，老是在家编鞭炮成绩怎么会好。
因而，每谈及此，母亲就会责怪父亲没有把二姐送到一个好人家里。然后，他们就开始争吵起来。
“这是你二姐的命。”母亲眼眶泛红。
本来，二姐是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的。因为一开始，母亲把二姐送给了她40岁还未生育的姐姐。可是，二姐在大姨家总是生病。大姨很害怕，因为她曾经收养过好几个孩子，但都因病夭折了，所以没过两天大姨就把二姐还给了母亲。说来也怪，二姐回到家里，病就好了。
二姐小学一毕业，就开始出来工作，然而，12岁的她在城市里根本找不到什么工作，因为她还是个童工。她的养父母不知道从哪里给她寻了一份在桔园里的工作——摘桔子。
母亲觉得二姐太过年幼，不放心她一个人去外地。她到处走动，希望可以在家附近给二姐谋得一份轻松体面的工作，可是这对于一个农村妇人来说，太难了。到最后，她只能拜托一个在县城开餐厅的人收留二姐做服务员。
有一次，一位母亲的熟人在餐厅用餐，恰好那天母亲去探望二姐，于是他问母亲，“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小就出来打工了？”
母亲听了，泪流不止。
在二姐15岁的时候，母亲决定把她要回来。她跟二姐的养父母说，她可以给他们钱。
然而，二姐听说了这个消息，她并不觉得开心。
温柔的她第一次歇斯底里地跟母亲吵了起来。
她流着泪，质问母亲，“送走的人为什么偏偏是我？”
“这都是没有法子的事情，我也舍不得……”母亲也流着眼泪，回答的很无力。
“没有法子？家里就多了我一个吗？”二姐把多年积压在心里的不满宣泄了出来。
母亲以泪作答。
“当初送我走的人，是你们！”二姐用手指着母亲，“现在，你想让我回去？我爸妈把我养这么大啊，你想送我走就送我走，想让我回来就回来，凭什么啊？”
二姐蹲坐在地上，抱着自己，大声痛哭。
母亲站在二姐边上，看着她的女儿，除了愧疚，还有心疼，她不知道此刻自己能做些什么可以安慰她的孩子，她嗫嚅着“造孽啊…..”，像是对自己说的，又像是对着空气说的。
当我夜宿在二姐养父母家时，二姐曾对我说过，她恨我们家所有的人，除了我，和我爷爷。
“最恨的就是你爸你妈。”二姐的眼睛在夜色里闪烁着，我想那是因为泪光的缘故。
这个时候，我好像不能反驳她，“什么叫‘你爸你妈’？他们也是你爸你妈呀。”
我只能很天真地问她，“为什么不恨我？为什么不恨爷爷？”
“你个孬子，你那个时候还没生下来呢！”二姐的声音听上去似乎轻松了一些，“我不恨爷爷，当然是爷爷对我好啊。”
二姐一说完，我就侧过身去抱住了她。
二姐和大姐姐一样，称呼父亲为“爷”，称呼爷爷为“爹”，妈妈和奶奶还是妈妈和奶奶。唯一不同的是，二姐有两个父亲，两个母亲。
如果她表现出更爱哪一个家，另外一个家就会吃醋。她从小就开始学习如何权衡两个家庭，如何用不同的样子来对待两个父亲两个母亲。
二姐的养父母有三个儿子，也就意味着二姐多了三个哥哥。但是，她从小并未感觉到哥哥对她这个晚来的妹妹有什么感情。我想，那大概是因为他们都年长二姐许多。最小的哥哥也要长二姐十岁的样子。所以，很早，他们兄弟三个就从父母那里分家出去独立了，他们也就不再去管自己的老爹老娘。大哥，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二哥是个好吃懒做的懒汉，三哥常年在外奔波。
从二姐还是个在上小学的孩子时，她就开始编鞭炮挣钱养家，再到后来去摘桔子做各种小工，我很难不去猜测她的养父母从收养她的那一刻起，就把她当成了取款机。
二姐在县城里做了一年服务员后，就跟着曹家岭的人去织里做服装了。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那一块的年轻人外出打工，就是去工厂里做服装，延续至今。
当在宁波服装厂工作的父亲从裁剪晋升到经理时，他把二姐叫到宁波去了。
我想，当父亲的事业有起色之时，他才觉得自己有能力补偿他的孩子了吧。
二姐纵使心里有千千万万的恨，但血缘的牵绊，再加上养父母那边没有能力给她更好的选择，她也只能去投靠父亲了。
然而，好景不长，二姐在父亲的工厂待了3年就离开了，又回到织里去了。
我想二姐离开宁波，大概是因为父亲的缘故。
听说，工厂里有一个男孩子追二姐。父亲知道后，就把那男孩的行李扔到大街上，叫他滚。从那之后，工厂里再也没有男孩子敢追我二姐了。
当二姐回到父亲身边时，父亲开始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来教育自己的孩子了，所以干涉女儿恋爱也在职责范围。
记忆里，二姐似乎寄过她和那男孩的相片回来给母亲看。我想，那时，她应该是恋爱着的。
后来，在母亲的调和下，二姐也断断续续回到父亲的工厂。这期间，她不停地在父亲的工厂和织里的工厂转换着。
我想，那应该还是因为父亲的缘故。
父亲脾气不好，对自己的女儿也不例外。我们一家人都怕他。他骂起人来，六亲不认。再加上他是工厂的管理者，为了更好地管理工人，有时难免需要耍些“杀鸡给猴看”的把戏，所以二姐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扮演那只被杀的鸡，虽然没有到“被杀”的程度，但是常常被拿来以一儆百，她也受不了。
据说，有一年年底赶一批外贸童装，装箱发货时发现有一大半服装袖口的线头没剪，被全部送回车间重剪线头。父亲就站在二姐旁边，把她骂了个狗血喷头。
父亲当然也会觉得对女儿太过严厉。前一秒骂了二姐，后面又会买一些水果零食给二姐。
二姐脾气好，容易被感动。如果把二姐换做我，我肯定在父亲那里待不了两天就跑了。
就在二姐再次回到织里时，她遇见了我的二姐夫，没过多久，她怀孕了。
那个时候她22岁，二姐夫比她还小两岁。
父母亲知道后频频叹气摇头。
二姐夫长得不是那种讨喜的样子，况且家庭条件不好，父母感情也不和。听闻他的父亲找了一个跟他儿子一样大的情人，常年不回家，还欠了一屁股债。
可生米煮成了熟饭，不管是哪边的父母，似乎都无可奈何。
养父母那边不开心的缘故，我想，一是因为以二姐的条件完全可以找一个经济条件更好的男人，二是因为取款机跑到别人家去了。
父亲此时虽无能为力，但还是与二姐长谈了一次。
“你现在也大了，不是小孩子，有些话我也不多讲，讲多了你也烦。丈夫是你自己挑的，以后跟着吃苦受累，日子过得不好，就不要来找我抱怨。我希望你找个好男人，日子轻松，没有那么多压力……”父亲看着二姐微微凸起的小腹，长叹了一口气，“等你们生了孩子，压力就更大了……”
我知道二姐有些不开心的，因为这是没有受到父母祝福的爱情。然而，一个并无多少恋爱的经验的女孩，一个未婚先孕的年轻母亲，除了听天由命，似乎别无他法。
二姐的肚子越来越大了，两家的父母只能商量先给他们办酒席，结婚登记手续只有等男方到了法定结婚年龄再去补办。
父亲给二姐准备了5万块的现金，算是给二姐的嫁妆。从二姐跟着父亲做服装开始，父亲就在找一切的机会去弥补给二姐缺失的爱。然而，就算父亲弥补一辈子，也无法抵消自己的愧疚感。
男方送的彩礼8万块，当然是养父母收着的，毕竟是他们养大了二姐。
二姐出嫁的那天，姨妈哭得很厉害。母亲虽然没有哭，但是也在抹眼泪。姨爹（二姐的养父）和父亲一脸凝重的样子。
他们好似在出席一场丧礼，而不是婚礼。
二姐拉着我的手，拽得很紧，我感觉到黏糊糊的手心汗。
二姐扯了我胳膊一下，我才意识到她要下跪，我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她跪下，我也跟着跪下来。
她声音哽咽地唱道——
“我的妈呀我的娘，您为女儿办嫁妆，十天赶三场，一月赶九场，大路走成槽，小路跑起毛。鸡子刚开口，娘在路上走；麻雀进了林，娘在半路行；喜鹊落了窝，娘在路上摸；红红绿绿几大宗，凑凑合合办得多。我的妈呀我的娘，韭菜开花九匹叶，我娘怀我十个月。十月怀胎受苦难。十月一满临盆降，我娘分身在一旁，嘴巴咬得铁钉断，双脚踩得地皮穿。醒来一看儿的身，是女非男娘伤心。娘的好处千千万……”
鞭炮礼花震天响，锣鼓喧天。嘈杂声淹没了二姐的歌声。
我抬起头，发现姨妈哭得鼻涕眼泪一把的，拉着二姐的手，大张着嘴说些什么。
我附耳辨听，原来二姐的歌早就唱完了，现在是姨妈答唱。
只听见她在唱：“带你带到十六七，才算晓得一点屎臭气，屋下田里晓得帮，爷娘疾苦会恤痛，哪个爷娘不上心。哪晓得，又哇女大要嫁人，爷娘哪里舍得送出门......”
我抬头瞧了瞧母亲，她站在帘子边，泣不成声。
二姐的三哥不知何时走了进来，他背起二姐，走向迎亲队伍。我跟在迎亲队伍后面，快步走着，看着二姐远去的背影，我大叫了一声“姐姐”。
二姐侧过脸微笑，头上的红纱一半飘起在空中的样子，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鸿雁于飞，肃肃其羽。
我的二姐，她的乳名叫作“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