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总量增长及其结构变化是影响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关键变量。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人口结构呈现如下三个特征：（1）生育率降至日韩水平。总和生育率1.3，低于2.1的代际更替水平，与日本（1.36）、新加坡（1.22）、韩国（1.08）相近。（2）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13.5%，法定退休年龄标准下的老年人口抚养比接近80%，按65岁标准算也达到了46%，预计2035年前后将高于美国。（3）呈现未富先老的趋势。中国老龄化程度在世界排位远远高于人均收入的世界排位，发达国家进入深度老龄化时的人均GDP均值在3万美元，而中国当前刚刚高于1万美元。
应对以老龄化为主要特点的人口变化新形势，当前首要是调整认识、明确基本态度。
首先，老龄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发达的表现，应辩证看待这一现象而不应将其妖魔化。在任何一个妇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劳动参与率上升并能自由选择是否生育和何时生育的社会，由于养育小孩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较高，生育率均倾向于低于更替水平。横向比较，当前中国13.5%的老龄化水平距离日本（28%）、韩国（16%）、美国（17%）、德国（22%）等主要发达国家仍有优势。
其次，针对“老龄化”这一概念的界定也应因经济发展水平而异。原因在于：
1．经济发展带来预期寿命延长和死亡率下降。2019年我国预期寿命为77.3岁，较1960年增加34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72岁）并已趋近美国水平（78.8岁）。而解放初期参照当时城镇居民预期寿命制定的男60岁、女55岁退休年龄标准，已不适应于当下情况，社会不应该将高于这个年龄线的老人即视为负担。当前中国平均退休年龄57.5岁，明显低于韩国（60岁）、新加坡（62岁）、美国（65岁）、德国（65岁）、日本（65岁），其中男性的退休年龄比韩国小1岁、比日本小5岁，女性则比韩国小5岁、比日本小9岁。
2．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带来产业结构转变，拓展了老年人口再就业的可能性。一方面，劳动力就业开始向服务业部门集中，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创新型服务业份额上升，服务业对老年人口的吸纳能力一般高于制造业；另一方面，制造业自动化程度在持续提升以替代传统体力劳动，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预测，预计到2030年，全球将有2000万个制造业岗位被机器人取代，相当于全部制造业岗位数量的8.5%。总的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增长正逐步转变为依赖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提升，例如2010-2019年间德国第二产业的劳动力人口年均增速仅为0.03%， 但是期间第二产业的人均产值年均增速达到3.3%，使得德国的第二产业实现2.8%的年均增长率。
最后，结合以上观念，针对当前的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形势，应重点从更新老年定义、提高劳动参与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拓宽养老筹资渠道等角度推出具体举措。
1.在更新老年定义方面，可尝试将“退休年龄”的提法逐步转变为“领取全额养老金的最低年龄”，从而将“退休”的概念与“衰老”的意象脱钩。这样有利于营造“积极老龄化”的氛围，也有助于逐步将“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部分权利交由个体选择，从而支持老年人口中相对健康年轻的群体自主地参与社会发展过程并分享社会发展成果。
2.在提高劳动参与率方面，争取鼓励生育与延迟退休相结合：
（1）鼓励生育。到2035年中国育龄女性数量将较2020年下降约4000万人，要在部分妇女尚有积极生育意愿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放生育，特别是要注重在“生育惩罚”下保护女性权益。要逐渐引导夫妻双方习惯共修育儿假，宣传和推广弹性工作制，允许和鼓励企业通过提供更长时间的弹性工作替代一部分产假时间；改变过去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相关专项所得税减免，鼓励女性积极参与就业，优先减免在职母亲的个人所得税；要加快发展婴幼儿托育服务市场，鼓励民营资本投资建设各类托幼机构，引入不同层次的托幼服务，在日本孩子2个月就可以上公立托儿所，瑞士等很多的欧洲国家6个月就可以上托儿所。
（2）延迟退休。发达国家普遍以直接延迟退休年龄或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应对老龄化，当前中国的退休年龄有必要延迟3岁-5岁，但需要逐步过渡，兼顾效率与公平。借鉴国际经验，可以从延迟退休政策执行的那一刻起，每过一年或几年调整一次，每次延后退休年龄四个月，逐渐延迟到预期的退休年龄。此外，应当针对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不同地区制定差异化、弹性化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例如设定法定退休年龄范围，对于早退休者扣减养老金，对于迟退休者增发养老金等。
3.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要重视产业转型升级与数字经济的作用。
（1）资本下乡、技术下乡、土地集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推动农民转变为“市民”。第一，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当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比与农业产值占比的差异超过6%，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在农村层面当前要重点增加投资、提升农村土地集中程度，根据测算，当前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约为1.3亩，低于印度（1.7）、巴西（4.0）和美国（7.2）。具体可以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的“三权分置”思想，做好土地流转、平整工作，进一步放活经营权，让农地从低效率农户或抛荒农户流转至高效率农户，甚至打破村一级的界限实现土地集中开发。第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推动更多进城农民工“市民化”。鉴于当前农民工面临生存困难时，更多倾向于在省际、城市间流动（区域间的产业转移也起到推动作用），而非由城市回到农村，政策应不仅关注那些居住在一线城市“城中村”中的农民工，也应关注三四线城市或城镇的农民工群体，可优先放开这些城市的户籍制度，让农民工实现“居有定所”，改善其居住环境，尽力避免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市民群体的居住空间分隔。在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上，要推动公立学校对随迁子女的进一步开放，放宽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限制。
（2）利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推动人力资本更有效利用。以工业机器人投入的增加促进规模效应，对于一些繁重、危险、重复、低价值的工作环节，可以考虑使用智能机器人替代劳动力，并对这部分被释放出来的劳动力进行就业培训，提高劳动要素的配置效率；利用互联网使人力资本远程利用成为可能，相应地降低本地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约束。
4.在拓宽养老筹资渠道方面，要推动养老金体系改革、引入更多元化机制。
若不加以调整，当前我国养老金体系面临的两个重大挑战时点将是2028年和2035年，2028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余额将出现当期收不抵支，2035年余额将耗尽。因此，在鼓励发展商业化的养老保险的同时，要构建更具弹性的收支系统，适度扩大个人账户，为个人提供更多的缴费选择方案，激励个人为未来储蓄，从而充实养老基金；通过将养老金统筹到全国层次，消除养老金积累丰富地区不断提升支付待遇的激励，提升基本养老金待遇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同时提高养老资源的经办效率、使用效率及透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