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随着“一带一路”的高歌凯进，中国雄起势不可挡，连带着整个东方文明的面貌也随之焕然一新。最典型的亦如“孔子学院”一般在世上大行其道。坚定“四个自信”，其中有一个文化自信。要做到文化自信，首先要克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障碍和以西方为唯一正确标准的障碍；其次要学习历史，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掌握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最后要比较研究，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实现文化自信，有许多障碍，主要是两大障碍：一是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落后挨打以后，许多洋人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就在于传统文化，中国人为了改变现状，也认为是传统文化的拖累，为了救国保种，起来闹革命，极力批判传统文化作为号召。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有必要的。到了现在，需要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一下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不再全盘否定，做出有分析的评价。如果不能扫除这个障碍，以为中国传统文化全是封建主义糟粕，怎么可能产生文化自信？复兴中华文化也就无从谈起。
二是以西方的学术理论为唯一正确的标准。这也是中国人文化自信的一大障碍。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千差万别，都以西方文化为正确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不同的都是错误的，这怎么能有自信？有一教授在会上说中国没有哲学，没有管理学，没有逻辑学.....没有这个学，没有那个学，什么都没有，只有糟粕，哪能有自信？复兴什么？不能扫除这个障碍，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全盘西化。
但问题在于，在浩瀚无垠的苍穹间，有着太多的未解现象。古往今来，人们对真理的探索从未停止过：哲学家依据思想理论来推断人生和宇宙，但缺乏有力的证据，故不究竟；科学家依据实验研究来证明宇宙和人生，但实验有局限，故不彻底。
如果人类是由物质、身，心、灵魂与灵性所组合而成，那么科学在处理物质与身体时是非常漂亮的，处理心智时显得有点拙劣，处理灵魂或灵性层面时则完全无能为力。
“阳动而行，阴止而藏；阳动而出，阴隐而入。”东方哲学并不是落后，恰恰相反，是人类文明的过早成熟（或许是外星文明、史前超文明的遗留也未可知），以致于在群盲看来无异于童话。
作为一门古老的学问，哲学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的“绪论”中指出：“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显然，罗素这一广有影响的观点并不是严格的，因为他遗忘了艺术（包括美学）。其实，人类文明通常是由四大板块，即科学、神学（包括宗教）、艺术（包括美学）和哲学构成的。因此，哲学不应该被片面地理解为介乎科学与神学之间的“无人之域”，它与其他三个板块是共存共荣，一起向前发展的。如果说，科学注重的是观察、实验和归纳思维，艺术注重的是想象力和形象思维，神学注重的是天启、信仰和演绎思维，那么，哲学注重的则是人生境界和辩证思维。
人是社会性动物，除了理解自身，哲学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审视个人与社会及所处世界的关系。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田毅鹏教授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中国社会后单位时代来临，社会正逐渐走向原子化。
社会原子化是指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公共世界之间开始疏离，陷入利己主义的小圈子。原子化更表现在社会规范失灵，道德水准下降，当人际联接的纽带丧失后，各种社会制约因素也消解了。
人的生存失去了绝对的标准，此时此刻，需要做的就是：重建价值。
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应该有怎样的关系？他人有权期待我们做什么？我们有权期待他人或者国家做什么？
哲学会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它是我们内心的一把标尺，帮助我们重新评估价值，建立标准。
如何读哲学，读谁的哲学，怎么样才能读懂哲学，这是我们要面临的选择。
文化是广泛复杂的概念。传统文化是历史上产生的，经过长时间流传下来的。因此，必须学习历史，才能了解文化。历史虚无主义，自然不了解文化。中华民族有重视历史的传统。关于写史，有两个原则：一是实事求是，尊重客观现实；二是善可为法，恶可为诫，无论是非成败，都有教育意义。因此，“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借鉴历史，就可以预见政治势力兴衰成败。中国几千年中形成的“二十四史”，先是哲学家提出治理天下的方案，政治家付诸实践，历史学家进行总结，展示兴衰成败的因果联系。后代的哲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再重复这个过程。几千年反复总结，提高治理天下的政治智慧，形成了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世界历史文化上独一无二的文化瑰宝，弥足珍贵。
中国人传统教育的理想与精神，既然注重在人之德性上，要从先天自然天赋之性，来达成其后天人道文化之德，因此中国人的思想，尤其是儒家，便特别注意到人性问题上来。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性由天赋，人若能知得自己的性，便可由此知得天。但人要知得自己的性，该能把自己的那一颗心，从其各方面获得一尽量完满的发挥，那才能知得自己的性。人心皆知饮食男女，饮食男女亦是人之性，但人的心不该全在饮食男女上，人的性亦不只仅是饮食男女。人若专在饮食男女上留意用心，此即孟子所谓养其小体为小人。
人的生命，有小体，有大体。推极而言，古今将来，全世界人类生命，乃是此生命之大全体。每一人之短暂生命，乃是此生命之最小体。但人类生命大全体，亦由每一人之生命小体会通积累而来。不应由大体抹杀了小体，亦不应由小体忽忘了大体。
世界诸大宗教，都不免有尊天抑人之嫌。惟有中国儒家教义，主张由人合天。而在人群中，看重每一小己个人。由每一小己个人来尽性成德，由此人道来上合于天道。没有人道，则天道不完成。没有每一小己个人之道，则人道亦不完成。近代人喜言个人自由，实则中国儒家教义，主张尽性成德，乃是每一人之最高最大的自由。由此每一人之最高最大的自由，来达成全人类最高最大的平等，即是人人皆为上上第一等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儒家教义由此理想来教导人类，此为对人类最高最大之博爱，此即孔子之所谓仁。
仁者爱人，神爱世人。人类文明深度对话进一步走向整合融合，敦煌哲学必不可缺！季羡林先生在《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中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人类文明的深度对话只能是哲学的对话，它甚至比宗教的对话更为根本更为必要。敦煌哲学的建立、研究、传播与弘扬必将使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对话迈上新境界。
敦煌哲学的发扬光大必然绕不过作为其根基的古代“儒释道三教合一”乃至当今“儒、道、释、耶、回、马哲等六教合一”。在宗教、哲学大融合方面，最为突出的当属《近思录》。
《近思录》总括濂、洛、关、闽之学，荟萃四家精华于一炉，是一部关于宋代理学的具有概论性质的基本读物，曾经火爆了宋元明清四朝达700年之久。周敦颐（濂）、二程（洛）、张载（关）生当北宋盛时，上承宋初三先生学术思想之余绪，苦心经营、杂糅佛道，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以三教归一为价值取向，初步创立了焕然一新、自成新格的理学。至南宋朱熹（闽）理学始集大成，以《近思录》刊行于世为形成标志，最终建立了完整的理学体系。朱熹遍读四子之书，“叹其广大宏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于是，朱熹便与吕祖谦一起，博中取约，萃集其要，以“大体而切于日用者”遂成此编。《近思录》书名，取《论语·宪问》中治学名言“切问而近思”之义。此即朱熹类辑成编的本意，乃主张自近而及远，下学而上达，要求学者不废初阶，循序渐进。《近思录》反映了濂洛关闽之学的全貌，集中概括了理学著作的宏旨，全书具有前后承应、内在管涉的逻辑关联，弥补了理学著作随事问答、散焉而难举的弊端。《近思录》提供了宋明理学的入门途径，也是整个儒学深造的阶梯。清人江永说：“凡义理根源，圣学体用，皆在此编。”朱熹则坦言：“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叶采在《近思录集解序》中称，此书“规模之大而进修有序，纲领之要而节目详明，体用兼备，本末殚举。”
统观《近思录》而言之，理学实际上是关于天道、人道和物道的义理规律，而知理明道与个人的认识和修为又具有本然的内在联系。“心性义理”是宋明理学的主题，它提出了如何认识外部客观、从而内化内部主观的问题，是以外养内、知理尽性的过程，具有物为我用、与入圣境的倾向。宋明理学博大精深，浩繁阔远，但条分缕析，则不外乎道理、学理、性理、义理和心理五个方面。道理是宏观上关于天道、人道和物道的义理，对人而言就是要“知道”以明理；学理是如何体究天道、持守人道的方面，是“明道”以成德的过程；性理是如何认识人性、超越自我的问题，是“修道”以归善的方面；义理则是格物致知、通晓天地的学问，是“悟道”而率性的境界；心理则是万物一体、天同我心的至则，是“成道”证临圣境的体验。因此，宋明理学的纲脉，若以道理、学理、性理、义理和心理之细目析之，则正好契合了理性宗教循序修行的基本方面，即知道、学道、修道、悟道、成道。这是理学援佛引道而入儒、终致三教合一的必然结果，是理学以修身养性、明体达用为急务的客观反映。
正如《近思录》中的濂溪先生所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内圣而外王，最终一带一路，归去来兮，集结大乘而同回航于清真神爱之天方大家。此亦“以马内利，哈利路亚，荣神益人，作光作盐”之奇异恩典的现实本意也。自度度人，自觉觉他，普世欢腾之日，人生当浮一大白！
希腊先哲柏拉图曾经说过：“我们一直寻找的，却是自己原本早已拥有的；我们总是东张西望，唯独漏了自己想要的，这就是我们至今难以如愿以偿的原因。”他还说：“当美的灵魂与美的外表和谐地融为一体，人们就会看到，这是世上最完善的美。”品读《近思录》，自身也就具备了一种属灵的内在修持，这种灵能是光明的、积极的、向上的、良善的、普世的。灵者，灵命、慧命是也。仁者须知，生命不离吗哪，人生需要醍醐。作为精神食粮，更贴切的说，应该是“灵魂的粮食”，那就是每天都要细细研读《近思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努力地品尝着、吞咽着、咀嚼着、消化着《近思录》的营养精华，琼浆玉液，甘露灌顶，一日所需的生命力量足矣，因而你也就清楚地知道了自己究竟该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去完成它们，从而助你收获满满的幸福，直至成就人生赢家！
大乘法相唯识宗认为，人的苦乐感受，是因凡夫众生自身的心理素质问题，即常有有漏的烦恼心所杂染法相伴随。这就启示我们，如果反观自心，向自己心内开发，练磨其心，洗涤尘染，那么，人的感觉就会海阔天空，成为不受物欲羁绊的自在人，所谓成佛作祖是也。
然而，除去心灵上的污秽，不象洗涤物件上的尘垢那么容易。首先要树立正见，破除错误的知见；其次，通过学习唯识理论，明了凡圣的心理结构，寻求下手处，即洗涤尘染的入手处；然后才是通过明了由凡至圣的途径而切实修行。这就是唯识的基本内容。一旦我们的修行功夫有所升进以后，那么就会认识到，呈现于我们心上的种种感受，完全是因自身之染心触境造成的，随着不断的修行，这种感受就会逐渐起变化，至终，会有一个质的飞跃——成佛，至此，对山河大地、社会人群，就会以一种高着眼的态度，会看见处处都充满着光明，充满着美好。一个有明慧澄澈之心的人，就能真正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感受到每一个众生，都充满着心灵之光——佛性。
无独有偶，作为《近思录》间接作者之一的宋朝理学大家邵雍在其诗作《清夜吟》中明确表达了“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的这种意境，其诗的内容是“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诗中表现出人心之月与天边之月，是相应的、包容的。月到天心，风来水面，都有着清凉明净的意味，如此清闲隽永的境界，乃是宇宙的生命化，物质带着诗意的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而那些受物欲羁绊的人，是理会不了的。所以，若能消归自己，向自己心内开发，让其心变得光明澄澈，那么，人们就能通过看到大自然中皎洁的月亮，在心灵上，便会显现出具有永恒之美的心灵之月，这种心灵的愉悦，是难以言喻的。由这我们也可以知道，如果要能享受到清新淡雅的欢乐，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在自己的心中留存一块清净的园地，因为，在我们拥有愈多的物质世界里，那种清淡的欢愉就会渐渐失去。
在社会生活中，许多的美与丑、好与恶、是与非，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人心的投射。我们容易看到，自己亦可以觉察到，一个心情愉快的人，看世界的感觉，仿佛无处不美，岁月仿佛无往不乐，一切事物都好像涂上了快乐欢喜的色彩，花欢草笑；相反，一个心情悲哀的人，一切事物都会惹人烦恼，大自然仿佛尽是愁云惨雾，岁月充满着凄风苦雨。又对同一个人、对同一件事物亦是这样，最初的感觉可能是美妙无比的，印象甚佳，可是，一旦时间长了，处久了，其触觉就有可能起变化，也许就会失去了先前的那种美妙的感受，失去了新鲜味。对此，很显然，外在环境并没有变化，并没有什么改变，而是因为我们那能感知的心发生了变化。因此这种唯心所现的道理，在如上那样的一些事例中，那是显而易见的。
有什么样的心境，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人和事。眼里有光，目光所及皆是美意；内心无花，似锦繁花与荒芜无差。
当一个人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时，就该审视下自己，是否将生活过多的关注点放到了他人身上？将自身的价值感寄托在别人的行为和看法上，不就等同于将幸福放在别人的手上吗？
看不惯他人，觉得无法理解他人，甚至因此看低别人，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优越感，随时都可能崩塌。因为在产生优越感的那一刻，就已经暴露了自己的短板。
就像孟非说的：“所有的优越感都不是来自容貌、身材、知识、家族、财富、地位、成就和权力，它只来自缺见识和缺悲悯。”
人的满足感最可靠的应该来自于内心的丰盈，而作为经典永流传的《近思录》恰恰就能圆满地开阔人们的眼界以及拓宽人们的心灵。
拥有百态的心境，便能看到百变的风景，眼前自然无是非。正所谓：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若是一个人的心中留存着风光霁月姹紫嫣红的伊甸园，那么，他就能懂得不断扩展自己的人生，超拔境界，登高望远，抢占先机，棋快一招！
一言以蔽之：不能让大众所熟悉的哲学，非真正哲学，哲学之本为提高人类的思维能力。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