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杀论》是涂尔干为了实践自己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所著。《自杀论》通过实证法论证了自杀率是社会（宗教，家庭，政治）因素导致的，而不是心理因素和自然因素导致的，把自杀的类型分为利己主义自杀、利他主义自杀和反常的自杀，对不同自杀类型的社会成因做出了明确的论述，提出了预防自杀的措施。本书共由十四个章节构成：导论，第一编“非社会因素”包括四章，第二编“社会原因和社会类型”包括六章，第三编“作为一般社会现象的自杀”包括三章。
涂尔干批判当时社会学研究对象宽泛无针对性，方法手段草率粗浅，结论无法考证的状态。认为社会学应该区别于哲学、心理学，将社会事实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个体案例中寻找到普遍的社会规律，触及现象下深刻的社会根源。并说明，以自杀为例是为了更好的明确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
涂尔干分三个部分对自杀现象进行了讨论
第一部分 涂尔干首先为自杀下定义，并且将研究范围限定在人类。社会学将自杀当一个具有社会性质的整体。
第二部分 涂尔干分析自杀的非社会因素和社会因素。通过排除法，证明自杀率的根本影响因素是社会原因。之后涂尔干开始讨论自杀的原因和自杀的类型。涂尔干还进一步讨论了自杀形式和原因的关系，发现二者无相关关系，但是，不同类型的自杀可以混合。
第三部分 涂尔干指出自杀的实质，并寻找相应预防措施。
导论
涂尔干首先给“自杀”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明确自杀是
“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
然后在这个定义所包含的范围内进行讨论和研究。这一定义既能使得我们不会错误地将无关的行为拉扯进去，或者将有关的行为排除在外；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有关自杀在整个道德生活中的地位的清晰概念，即自杀并不是一个有别于其他行为的、孤立的可怕现象，而只是生活中一系列中间环节联系在一起的结果，只是日常行为的夸张形式。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在做出危险的举动并确切地知道这一举动的通常后果时，我们就说他是在自杀。
明确了自杀的定义也就明确了本书要讨论的“自杀现象”，那么自杀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涂尔干首先否定了心理因素和自然因素，采用的方法是：首先假设自杀是心理因素或自然因素所致，然后通过对文献的解读，分析前人研究的论证过程，然后按此逻辑推断会出现的现象，由推论和现象的矛盾来否定原假设。这类似于数学中的反证法，这种方法移植将论述一个问题不成立转化为寻求理论和实际的矛盾，用实证法处理“证否”问题。
第一编 非社会因素
首先，讨论自杀和心理变态的关系。先假设自杀是精神错乱所致，列举了支持这种观点的两种说法：一是自杀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疾病，二是自杀是精神错乱的插曲。涂尔干对两个观点一一进行了否定。精神医生将自杀视为一种心理疾病。涂尔干通过证明偏执狂的不存在，自杀者的自杀动机不一定是精神错乱而否定这个假设，并列举了精神病人的自杀率使这种说法变得更不可靠。
接着，讨论自杀和种族与遗传之间的关系。首先，为种族下定义，
种族是任何一群表现出或多或少可以遗传的共同特点的个人的总和。
在原有的统计结果中表明，自杀倾向的大小顺序排列为日耳曼族，克尔特—罗马族，斯拉夫族。那这种自杀倾向的顺序是否就有种族的原因了？如果是，种族内部的各个民族也应该如此，循着这样的思路，涂尔干比较了种族内部的不同民族的自杀率，发现同一个种族也会有自杀率悬殊的情况，因此得到结论“种族和自杀是毫不相干的”。
而对于遗传，涂尔干认为，种族被看作自杀倾向的重要因素暗含了遗传对自杀的作用（从对种族的定义可看出，种族本身就是以遗传定义的，而不是文化或区域）。很显然，可以遗传的应是“自杀倾向”，而不是“自杀”，“自杀倾向”被解释为某种类似于神经衰弱的一般的气质，涂尔干用类似的比喻来说明：
“同一个家庭里一再发生这种疾病也许不是由于肺痨本省的遗传性，而是由于某种一般气质的遗传性，这种气质容易感染致病的细菌”。
除此之外，涂尔干也用其他例证予以反驳：如果遗传是决定性的，那么男女自杀率应相差不多，但事实与之相反；遗传病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危害越小，但事实是自杀率随年龄递增；遗传特性会在某一特定时期显现，但没有一个特定的时期显现“自杀倾向”；榜样的作用可能事人们误将遗传作为自杀的决定因素。因此，遗传的作用是类似于神经衰弱的。
然后，关于自然因素，一是气候因素，气候决定自杀的假设是容易被推翻的，气候温是因为地理位置的不同而不同，那么观察一下不同时间下同一个地区的自杀率便可得出该假设是错误的。
第二个是季节性气温决定自杀的假设，涂尔干也通过气温变化幅度和自杀人数变化幅度来分析，看到两者不具有相关性，所以季节与自杀人数的关系并不是气温所致。但季节的改变不仅改变了气温，还改变了白昼和黑夜的长短，涂尔干看到白昼时间的增减幅度和自杀的增减幅度相近，也验证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涂尔干通过考察上午、中午、下午三个时段和每一周每一天的自杀人数，发现了上午、下午自杀人数明显多于中午、星期一到星期四自杀人数明显多于星期五到星期日，推断社会生活越繁忙，自杀人数越多是这种现象的原因，为了佐证这个结论，涂尔干举出了两个例子：在农村的六、七月既是农村最繁忙的时候，也是自杀人数最多的时候；农村对于全国来说，昼夜长度对自杀的影响更明显，这是因为城市的工作相对农村的工作受光照影响更小。因此，并不是自然因素决定了自杀率的多少，而是自然因素下的某种社会因素决定了。
最后，还讨论了仿效行为。仿效只能发生在个别行为，对社会总体自杀情况没有影响——这也可以通过自杀率的稳定性证明。仿效，从一开始的纯粹的心理现象，在经过涂尔干对效仿一词所指的对象进行分析以后，得出了这样的结果：
“只有在确定了模仿的定义的条件下，我们才有理由将它看作是自杀的心理因素。实际上，所谓相互模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因为它是一种共同情感的集体扩展。对习惯和传统的重复多是社会原因造成的结果，因为集体信仰和集体行为这个事实本身就包含了强制的性质和特殊的威望。”
这样看来，自杀就应该取决于社会原因。
第二编 社会原因和社会类型
涂尔干讨论自杀的原因和自杀的类型。首先，作者认为自杀者本人的叙述和其他的记录都无法描述自杀的特点。所以，作者通过病因学，将自杀分为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动乱型自杀与宿命型自杀。
利己型自杀是社会所禁止的、是极端的个性造成的。多出现在高级的文明社会。如果个体人想要挣脱这种束缚，成为生命的主宰者，那么他们就极有可能选择自杀。
利他型自杀是社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强加在自杀者身上的，是个性的极端退化造成的。是社会采取强制手段，一手造成了强制实行这种义务的条件，与低级社会形态的主要到底原则密切相关。
涂尔干仔细区别这两种自杀，总结道：
利他主义自杀归结起来都是为了美德而自杀。确实，这类自杀没有必要细分，其本质都是其他价值高于了个人生命价值的结果。
都只想说明一个问题，利他主义者心中有一个比生命更加重要的东西，他们宁愿选择前者。而现在社会中的军队即是。
动乱型自杀并非由于动乱本身的威力，而是动乱是危机和动荡，它们打乱了旧的秩序，新的秩序尚未建立，人的欲望容易被激发，人类行动缺乏规范引起的。
宿命型自杀是相对于动乱一词来讲的，涂尔干列举了一些例子
“自杀者多是被严苛的法律无情断送前途，压制情感的人们，如年轻的丈夫，无子女的妻子等。”
上述所说的由社会变动和婚姻解体导致的自杀被作者称为“反常的自杀”，所谓“反常”是指社会的变动时处于调整的混乱状态，使人们的行为偏离正常的状态，在反常状态中痛苦地自杀。但同时，这又是“最正常”的自杀，从人性角度来说，自杀的本质原因来源于人性中欲望的无限扩张，人性中的这个特点是不可改变的，而社会结构的改变也很难被预测和阻止，相比利己主义自杀和利他主义自杀，这样的自杀可以说是最正常不过的了（尽管它和利己主义自杀都是出于利己的心态，但利己主义者的态度是极端的，而“反常的自杀者”的心态确是普遍存在的）。
第三编 作为一般社会现象的自杀
涂尔干论证了社会是独立于个人的存在，具有社会持续性。反对凯特莱的普通人理论。认为社会虽然是由个人组成，但是个体思想联合会产生新的事物，社会中也包括一些非人的物质。认为自杀受社会思潮的强度的影响。
涂尔干从两个方面对自杀的实质做出了总结：
“任何一种人类社会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自杀倾向，每个社会集团对这种行为都有其独特的集团倾向。这种倾向是个人倾向的根源而不是结果。它来源于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动荡混乱等社会潮流，同时受由这些潮流引起的消沉忧郁、愤世嫉俗和悲观绝望等情感的影响。这种整个社会实体的倾向影响着个人，使他们走上自杀的道路。通常被认为是自杀首要原因的个人经历只不过是借助于自杀者的社会道德观而实现的，它本身只能算社会道德的回声而已。”
涂尔干认为决定自杀人数唯一可变的条件是社会环境，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只要社会不变，自杀人数就保持稳定。为了更好的分析自杀这一社会现象，涂尔干还与宗教、犯罪与杀人者三个社会现象进行了对比分析。
不过，涂尔干认为，自杀应该遭到谴责，自杀是对人生的神圣性的否定，而人生是现在社会中联系人人的唯一联系，自杀破坏了这种联系。涂尔干得出一些实际性结论：
自杀的多少和社会的文明程度无关，自杀的激增是文明发展的非必要条件，现在的自杀率是病态的现象。
涂尔干认为为了预防自杀，可以设立具有集体性质的行业公会，以此来增加个人与个人间的联系。然而，对于由婚姻引起的自杀，只能通过男女平等来解决。最后，涂尔干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逐渐削弱的今天，建立一个完善的有抑制自杀作用的行会制度。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论述范畴，但要使社会稳定，减少自杀人数，这个问题是必须要坚持研究下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