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的塑造，关系着个人事业的成败，民族的兴衰，人类对此作出了种种努力和探索，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人格范式，它囊括了当时特定时代所具有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当下科技日新月异、不确定性增加的境况下，人格面临着失落和重建的困境，我始终相信人类理性的头颅会始终把握着时代的脉搏，在沉沦中奋起，在打破中新生，把自己的人格定位在日趋文明的现代社会之中，信心百倍地点燃人格的火炬，让它照亮人生的道路。
从苏格拉底时代的“认识你自己”到基尔凯戈尔的“选择你自己”，人类对自身的认知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程。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成就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但直到近代，才开始对民族人格进行全面的深刻的反思。一批思想先驱者，从中华民族愚昧落后、屡遭蹂躏的惨痛现实中，探索中国落后之因，最后不期而然的均将思维聚集在传统文化的弊害和国民人格的病态上，梁启超提出新民说，亦即中国想要奋发图强，就必须人人自省自克，“剪劣下之根性”，成就“完粹之人格”。鲁迅先生在早期就敏锐地觉察到：国民人格的病态乃是中国危机的核心，改变中国人的国民性才是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根本。立人始终是鲁迅为之思虑奋斗的主题，“其首在利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苦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国人之自觉至，个人张，沙聚之邦由之转为人国。鲁迅先生希望中国人走向世界人的行列，由于中国旧俗太多、执着太深，容易束缚自己，因此鲁迅先生曾经十分担心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这种深沉的忧虑凝聚成了他笔下一个个鲜活形象的刻画，作为一面镜子警戒着国民。
总的来说，五四前后的思想先驱们，勇敢无畏地鞭挞中国传统人格的劣根性，有它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其时适者生存的法则已经清晰明白地昭示在人类面前，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固守顽愚的沉闷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先找出病因，再开出疗病的病方，成了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他们在国民人格的缺失和病态中找到了中国社会贫弱的原因。提出的对策是富国在于强民，如果人格不挺立，华夏民族永无扬眉吐气之日。这一思维指向是极富建设性的。
现代人的焦灼和忧虑，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传统观念和传统人格在汹涌的科技化浪潮中，显得苍白和无力，而新型的、和现代社会发展相契合的人格和价值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这是失落带来的困境。这种状况对中国社会重回巅峰的阻抑日渐彰显。有的人茫然地沉醉沉迷于迷信和怪异的狂热之中；有的人冷傲孤直、漠视一切；有的人唯利是图、鄙视一切人类美好的东西，这都是社会转型期特有的不健康形象。有识之士站在时代高度和国际背景上，致力于文化重建和健全人格的塑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要干的就是思想先驱们未竟事业的延续。
在种种文化价值的冲突中，主体性匮乏的个体容易陷入困境，茫然失措；而健全的人格则能在无规可循的情境中，凭着自己理性的抉择，寻求通向有序的途径，在诸多可能性中做出明智的抉择，并积极地躬行履践，从而为新的文化价值系统的构建，提供丰富的现实土壤，而新的文化价值系统的确立，又将进一步提升个体人格的层次。这二者的良性循环是一个社会得以进步的强大动力，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承认人格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中心。
在如今的大争之世，当今的中国社会各个层次、各个领域的正在以无法想象的速度发生更迭，急需大量的拥有适应这个时代的健全人格的人积极参与，现代人理想人格的寻求和构建是我们时代的课题和使命，是国家发展的必然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