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清晨总裹着热干面的香。我蹲在阳台整理环岛带回的贝壳时，妈妈正把阿里山松子装进玻璃罐，阳光透过纱窗落在贝壳上，澎湖的半透明贝、垦丁的珊瑚贝、阿里山的松果壳，在瓷盘里拼成小小的“海”。“玲姐昨天还打电话，说她这周末来武汉办事，想约你去江滩走走。”妈妈把芝麻酱拌进面里，香味漫过来时，我突然想起在三亚亿恒夜市，阿兰阿姨也是这样，往清补凉碗里加芒果丁的模样。
周六的江滩风很大，长江的浪比南海的沉，拍在防汛墙上，声线像老唱片里的调子。我抱着胶卷盒刚走到临江的长椅，就看见个熟悉的蓝白身影——玲姐穿着便装，手里拎着个帆布包，鬓角没别雏菊，却别了枚小小的海螺徽章，是当年“南海梦”船员的纪念章。“刚从邮轮码头过来，”她把包递过来，里面是本泛黄的航海日志，“你2018年实习时写的，我找船长要过来了，想着你该想看看。”
日志里的字迹还带着当年的生涩，某页画着歪歪扭扭的贝壳，旁边写着“阿椰说贝壳会记浪”。玲姐指着那页笑：“当时你总说‘要把浪的呼吸写进日志’，现在倒真成了‘作家’。”江风掀起日志的页脚，我突然看见夹在里面的照片——是2018年“南海梦”靠港三亚时，我和玲姐、阿椰在甲板上的合影，阿椰扎着羊角辫，举着枚月牙贝，笑得露出虎牙。“阿椰上周还跟我视频，说等高考完就来武汉看你，”玲姐望着长江的浪，“她说要看看能养出热干面的江，和南海的海有什么不一样。”
回家的路上，快递员打电话说有台湾来的信封。拆开时，淡蓝色的信纸飘出来，是阿遥的字迹——我这才知道，她当年回台湾后，在花莲开了家小暗房，专拍海峡的浪。信里夹着张胶卷洗出的照片：台湾海峡的日出，浪尖泛着琥珀色，像极了当年南海的“浪吞金”。背面写着：“在淡水河畔捡到你的漂流瓶，拍了张相似的浪，寄给你。知道你回武汉了，有空来花莲，我们一起显影新的胶卷。”
我把照片贴在笔记本里阿遥那页，旁边是她当年偷拍我改稿的拍立得。指尖碰过两张照片里的浪，突然觉得南海的浪、台湾海峡的浪、长江的浪，早被同束光刻在了一起。
过了半月，公司派我去宜昌整理早年的邮轮实习档案。动车抵宜昌时，长江的雾还没散，车站外的橘树挂着青果，风里带着三峡特有的湿润。我抱着档案袋往旧办公区走，路过宜昌港时，突然听见个熟悉的声音：“姐姐！这里！”
转头就看见扎着马尾的阿椰，穿着蓝色的邮轮体验营制服，手里举着个画本，帆布包上挂着枚宜昌港的纪念章。“我参加邮轮公司的暑期体验营，刚下船！”她扑过来时，画本掉在地上，翻开的那页画着宜昌港的码头，旁边写着“姐姐当年实习的地方，浪比三亚的沉，却一样会呼吸”。
原来阿椰高考后报了航海专业，这次是跟着体验营来宜昌熟悉航线。“玲姐说你今天来宜昌，我特意跟老师请假等你！”她献宝似的打开帆布包，里面装着枚长江捡的贝壳，比月牙贝扁些，纹路里带着泥沙的痕迹，“这是长江的贝壳，我想和你的南海贝壳放在一起，这样海和江就都在一起了。”
我们坐在宜昌港的长椅上，阿椰翻着新画本给我看：有三峡的游船，有宜昌港的吊机，还有张画着长江与南海交汇的图，旁边写着“玲姐说，所有的水最终都会相遇”。她掏出录音笔，按下播放键，里面是长江的浪声：“我录了长江的浪，回去和南海的浪混在一起，这样就能听见海和江说话了。”
夕阳西下时，宜昌港的灯亮了起来。阿椰要回体验营，我送她到路口，她突然回头：“姐姐，明年我实习，想申请‘南海梦’的武汉-三亚航线，这样就能常去看你，还能把长江的贝壳带给阿兰阿姨！”
我摸出那枚最初的月牙贝，塞进她手里：“带着它，像当年你带我认贝壳那样，认遍所有航线的浪。”
看着阿椰跑向体验营的背影，帆布包上的贝壳挂件晃啊晃，我突然想起在台湾十分车站放的天灯——上面写的愿望，正一点点实现。
回武汉的动车上，我把长江的贝壳放进胶卷盒，和南海的、台湾的贝壳排在一起。窗外的长江缓缓流着，夕阳把江面染成蜂蜜色，像2018年三亚亚龙湾的夕阳。笔记本摊在膝上，最新一页贴着阿椰在宜昌港的拍立得，背面是她的字：“海连着江，江连着家，我们的故事，永远连着。”
原来所有的远行与归来，所有的相遇与重逢，都像贝壳与胶卷里的浪——无论漂过多少海峡，走过多少港口，最终都会回到最牵挂的人身边，回到心心念念的家里。而那些藏在浪里的思念，会跟着水，跟着光，跟着不肯褪色的心跳，永远延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