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问题形成和解决的原则》

第2编 问题的形成

● 第5章 乌托邦症候群

经过彻底研究之后，我可以确定地说：乌托邦是我们这个世界之外的事物。——纪尧姆·布德(Guillaume Bude)

我们一味追求不可能的事物，却使那些可能得到的东西变成不可能。——罗伯特·阿德里( Rohert Anirey)

过度简化者对于一个问题可以熟视无睹，而跟他相对的另一极端——乌托邦主义者——则是无中生有：问题明明无解，他却坚信有解决之道①。

【①当然，两个极端相反的东西，跟介于两者之间的事物相较之下，反而具有更多相似之处。其实在别人看来，简化者已经主张了某些乌托邦的存在。我们甚至可以说，简化者跟乌托邦主义者都在追求—个没有问题的世界——一方根本不承认某些困难的存在，另一方虽然承认有这些困难，但认为基本上这不是正常的现象，因此也不能获得解决。因此，我们之所以试图严格区分简化和乌托邦，是基于系统上的理由，但这并不表示我们不知道两者实际上有类似之处。】

我们正处于乌托邦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们煞有介事地寻求各种解决问题的秘方，这不只是一种赶流行，而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表征。各色各样的“大师”，在连天使都不敢置喙的问题上大放厥词。某大学研究社团在它的章程中这么写道：“人的天性善良美好，我们应当发扬光大，不可稍有懈怠。”其中一个课程提供了“精心设计的一套修行方法，能使思想清明，情绪平衡，身心愉悦。通过修行，人可以充分整合心灵、情绪和肉体，进人人性的本然状态。”另一个为已婚夫妇设计的课程则打出这样的广告：“如果婚姻是爱情的妥协，这种婚姻也就不值得我们去追寻了。”而一家颇具声望的学术机构，也自信满满地推出一个课程并宣称：“如果你对自己认识不清，抓不住自己，如果你跟别人相处时觉得别扭，关系搞不好，那么这一系列讲座将使你获得新生，感受生命的丰富和意义。”这些话虽然说得漂亮，但是如果一个人无法发挥自己善良美好的天性，如果生命的丰富并未展现，那么又当如何呢？

1516年，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描绘了一个名为“乌托邦”（Utopia，意指幻境）的化外小岛。从此以后，许多人著书立说讨论什么才是理想的生活。然而这种乌托邦的期待，对个人和社会造成怎样具体的影响，却很少有人讨论。

乌托邦症侯群的三种形态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些影响及其怪异的病态表现，已经日趋显著。这些现象在各处蔓廷，而不像以前那样只存在于某些特定社会或政治领域。这些现象证明了：试图以乌托邦来改变现况，所导致的后果往往使问题陷于胶着状态，甚至愈变愈糟。人们面对问题时，如果自认已经找到（或可以找到）最终的、最完满的解决办法，很容易就陷入极端主义。人一旦有了这种想法，当然就会努力去实现他的想法，否则他就是对自己不忠实了。因此而引发的行为，我们称之为乌托邦症候群。乌托邦症候群可能以下列三种形态出现。

第一种类型可以称之为“内射式”(introjective)。它所呈现的，是更直接属于精神病的、而非社会性的现象。因为这些现象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当事人苦于无法达成自己的目标，而觉得是个人有所欠缺所导致的结果。如果那个目标是乌托邦式的，那么这个设定目标的动作本身便导致一种情况，亦即目标无法达成，他不会怪罪于目标的理想性，而只能怪自己无能：我的生命应该更丰富，更有收获，而我却生活在平凡和无聊之中；我对生命应该有强烈的感受，可是我却无法从内心唤醒这些感受。这一困境可能使人“退出社会”——忧郁、退缩，甚至自杀①。在1971年召开的美国矫正精神病学会议里，有一篇关于“真实替代方案”( RAP-Cen-ter，Real Alternative Programs)的研讨报告（真实替代方案是正式心理医疗机构的替代咨询场所，以便年轻人来这里寻求问题解决之道）。这篇报告很生动地描绘了这一问题：

【①见亚伦夫妇(Irvin Yalom and Marilyn Yalom)论欧内斯特·海明威(Emest Hermingwy)的论文“当理想化的形象变得严峻而难以企及，像海明威那样，即可能导致悲剧式的结果：个人在实际生活中无法接近理想形象的超人领域，现实终于侵入；他了解到，他想当的那种人跟实际上的他有所不同。这个时候他以各种自残的方式，从轻微的自我折磨（对着镜中的自己喃喃自语：‘天啊，你真丑陋！’）到完全毁灭自己，来表达对自己的满腔怨恨。】

来这里的人与去传统医疗机构的人，有几个不同之处：例如，他们觉得“寂寞”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而且像慢性病般不容易医治；他们害怕进入“正式机构”，或怕被视为“病人”，所以不会去别处接受治疗；他们期望获得经常的、立即的快乐但却不可得，他们觉得不快乐是一种“病”；他们都先天或后天地惧怕警察（即使没有正当理由）；他们认为接受“有帮助”的训练是不必要，甚至是有害的。前来以“真实替代方案”协助改善问题的人，要比去小区心理诊疗所的人更多。

内射式乌托邦症候群可能导致的后果还包括：疏离、离婚、虚无的世界观；酗酒和嗑药也常发生，而在得到短暂的麻痹之后，不免又回到更冷酷、更灰暗的现实，使他们更容易抱持“退出社会”的生活态度。

乌托邦症候群的第二种类型，并不像第一种那样充满戏剧性，但是却可能具有某种吸引人的魅力。他们的座右铭正如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名言（可能是借用某日本格言）所说，“满怀希望地跋涉，胜过抵达目的地！”这一类型的人，并未因为没有能力实现乌托邦式的改变责备自己，反而会沉溺于一种比较无害的、几乎是儿戏的拖拉之中。他们觉得，目标既然十分遥远，这一趟旅程也将备为艰辛，而长途旅行是需要长期准备的。至于是否能够达到目标，或一旦达到目标，是否值得如此长途跋涉的恼人问题，则暂时可以不必细究。希腊诗人康斯坦丁·卡瓦菲斯在他的诗作《伊萨卡》(Ithaka,)里所描绘的，就是这种心态。他告诫航海者说：“向上天祷告，让旅途又长又远，充满刺激和冒险吧！把伊萨卡铭记于心，因为那是你们的目的地——不要匆匆走完这段旅程，最好让它持续几年，等到你们年纪一大把了，再去那个岛屿停泊。”卡瓦菲知道有一种非乌托邦的解决方式：当你驶进未曾停靠的港口，你已经在航途中得到许多，不要寄望伊萨卡能够给你财富。伊萨卡已经给了你一个美好的旅途：如果不是因为伊萨卡，你根本不会出发。但是卡瓦菲的这个睿智而讨好的解决方式只适用于少数人，因为有朝一日踏上乌托邦的梦想，可能会令人担忧：不是惧怕幻灭，就是像哈姆雷特所说的，我们“宁可忍受眼前的苦痛，也不愿飞越至陌生的境地。”不管是哪一种情形，重要的是旅程，而非抵达终点。这种旅人从来不抵达一个目的地，只是到处飘荡。那些永远的学生、完美主义者，以及每次在成功前夕开小差的人，即是最好的例子。可欲而不可得的心理，往往他人在如愿以偿时感到失落和亵渎：对虔诚的犹太人而言，以色列国的政治实现，只不过是在嘲讽他们世世代代对救世主的期待；对一个终于掳获美人心的男人而言，胜利的滋味跟当初他所梦想的相去甚远。关于这一点，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说得更简明、更悲观：“人生有两个悲剧，一个是心愿无法达成，另一个是终于达成心愿。”

在日常生活之中，当一个人不把人生视为一个行进的过程，而真的以为“抵达目的地”完全不成问题，这种乌托邦主义将成为一个大问题。例如，大众相信一个神话，认为人生的许多重要转折都是毫无问题、非常愉快的经验。我们对此充满乐趣——亲朋好友（当然还包括家具店商人）总是这么祝福新婚夫妇：“你们将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蜜月总是被想象成“神奇美妙”的；年轻夫妇要生第一胎了，人们都会说他们将享受为人父母的喜悦，更亲密地结合在一起；退休则被当作一种美好满足，同时将开启新的机会；踏上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城市，该是多么迷人的经验，等等。但是，众所周知，所有这些人生的转折，通常都给人们带来不快、困扰和失望。

第三种乌托邦症候群的形式主要是“投射式”( projective)的。这一形式最重要的成分是一种道德的、主持正义的立场。抱持这种态度的人认为自己站在真理的一边，肩负着改变世界的神圣使命。他们最初是通过各种方式企图说服别人，认为只要说得够清楚，所有的好人都将见到真理。于是，那些不认同真理，或对真理置之不理的人，就被视为坏人。推演到最后，则变成必须消灭这些坏人，才能维护全人类的利益①。

【①这些当然也都是非常简化的前提，但是“简化者”和“乌托邦主义者”之间有一个基本的不同：前者否认问题的存在，后者虽然见到了问题，而且公开承认并强烈地抨击该问题，但是他所采取的方式根本达不到目标。】

所以，如果我的生命并非时时充满喜悦；如果“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博爱理想未能实现；如果我虽然辛苦修行却仍未顿悟；如果我还不能和同伴深刻无碍地沟通；如果我的性生活平淡乏味，跟性爱手册所描述的相距甚远……那么这些都是因为我的父母或是社会出了问题，是他们定的规矩和限制阻碍了我，剥夺了我的那一点点自由，使我无法获得自我实现。社会组织害我们生病——这是一些激进派德国人的自我描述，也是卢梭的翻版。罗伯特·阿德里引用卢梭名著《爱弥儿》（Emile的第一句话来描述一些现象，他非常传神地宣称这句话开启了“推诿的时代”( The Age of Alibi)。这句话的意思是：自然使我快乐和善良，如果我不是这样，那么就应该怪这个社会。阿德里在《礼会契约论》  (The SocialContract) 一书中说，在“推诿的时代”里：

人们对施暴者比被施暴者赋予更多的同情，这使我们在面对全然脱序的未来时遭受极大的伤害。这一套哲学，几十年来引导我们相信人的错误总是该由别人去承担；破坏社会之行为的责任，只能怪社会本身；人性本善，凡人皆然，任何不良的脱轨行为必定是不良环境的产物；……这种哲学为少数暴力分子在自我辩解时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同时也使被施暴者在不知不觉中感到愧疚和困惑。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Alfred Adler)在自己的理论架构中，对心理的投射机制已有相当认识，例如，在界定个体生涯计划的概念时，他说：“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生涯计划中，必定有这么一条，即认定如果自己失败了，一定是错在他人，自己没有任何责任。关于妄想症，阿德勒则说：“妄想症患者的活动，通常是属于好斗的类型。病人因自己好高骛远而缺乏成就，却总是怪罪别人，他因为极力追求权位，所以对别人总是充满敌意。……每当他极欲得到某样东西，而却不愿负责任时……他就开始产生幻觉。”

这些解决方案具有乌托邦的特性，所以实行起来往往成效不彰——套用阿德里所说过的已流行一世纪的话，就是“屡试屡败”(Ardrey，6)——这么一来，为了维系唯我独尊的信仰于不坠，对于既往事实的证据只好视而不见。因此，乌托邦症候群的另一个重要成分，就是轻视历史的教训，对历史的用处更是嗤之以鼻。这种态度，还可以使人觉得自己的痛苦和世界的可悲，是独特的、前所未有的、无可比拟的灾难。对此，乔治·桑塔亚那（Ceorge Santayana）曾警告说：那些忽视历史的人，注定要重蹈历史的覆辙。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例子，都是企图以改造自我或改造世界来完成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这种改变的方式又跟某些不可改变的困难纠缠在一起，从而形成问题。但有时候人们也会认为“困难不存在”才是问题，必须加以纠正，直至最后才发现自己在处理一个并不是问题的问题。清教主义便是诸多这种“问题”的制造厂（有人曾戏称其基本教条为：你可以做任何事，只要它不会为你带来快乐）。这种思想的前提是：人生是苦难的，人必须不断牺牲，一切成功都须付出极大代价。在这个前提之下，轻松、自然、“不该有的”享受（更别说飞来横财了！）等，都象征着某种错误的存在，或即将遭受天谴①。

【①这叫人想起蒂尔奥伊伦斯皮格尔（Till Eulenspiegel）跋涉于法国阿登高地(Ardennes)起伏不平的乡间时，下坡就哭上坡就笑．举止怪异。人问其故，他解释说下坡时他想的是在河谷对面等待他的上坡路，但爬坡时他又已经在期待轻松下坡的乐趣。】

我们不禁想到那位以善尽母职、牺牲自己为荣的母亲[“是啊，我害喜害得很厉害．但是我一直觉得很快乐”]，或一心一意做牛做马的丈夫——虽然在他们的眼中，问题之所以产生通常是因为孩子或配偶的“不负责任”。如另一位能够轻松过关斩将的聪明学生，却越来越担心真相的揭晓，到头来会发现自己实在一无所知，过去全都是靠“运气”。又如那些不断地训练自己、准备去应付某种他们认为迟早要发生的、奇怪的紧急状况，届时他们的体能和求生技术便可以派上用场的专家。前述的这些例子，其前提都涉及一个负面的乌托邦：事情愈是美好顺利，其实愈糟糕，因此非把它弄得困难重重不可。正面的乌托邦觉得“没问题”，负面的乌托邦则认为“问题无解”，两者都将人生中常见的困难和快乐视为反常的现象。

乌托邦症候群诸多方面的共通点是，患者认为他们所根据的前提比现实还要真实。我们指的是，当一个人（或团体，或整个社会）试图按照自己的前提去建立自己的世界而遭遇挫折时，并不反省自己是否有不合情理之处，反而如上文所述，去怪罪一些外在的因素（例如，社会）或自己的笨拙。他们无法忍受是自己的前提可能出了问题的想法，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些前提即是真理，是最真实的。一个研究计划研究不出什么结果，主其事者若是采取同样的态度，他将投入更多钱，再扩大计划，来试图解决问题，简单地说，即“当解决之道变成问题时”。

为了掌握“改变”的种种不可捉摸的特性，有一件事显得非常重要，就是必须区分事实以及关于事实的前提。我们先前在介绍“9点问题”时已经提到这一点，应该还记得，人们之所以解不开这个问题，原因在于他们先有了一个错误的假设，而不是尚未发现“正确的”方法，亦即在那个前提的框框内把9点连接起来的假设。这种芝麻般的错误，若是发生在人们对自己的存在产生绝望之际，可就不能等闲视之了。许多人到最后之所以想到自杀或真的自杀，是因为未能达到某些期望，就像海明威那样，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命是毫无意义的。

一些存在主义作家从祁克果(Soren Kierkegaard)、陀思妥耶夫斯基到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对于丧失意义所造成的致命后果，已经有所揭露。在这种存在的绝望当中，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事就是追求生活的意义，他可能质疑天底下的任何事物，但是却不包括质疑这个追求本身。也就是说，他们假设生活确实有某种意义，人要活下去就必须发现这个意义，而他们从来不去质疑这一假设①。这么说似乎不够谨慎，但这也是许多悲剧受害者和《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inonderlan）里那位“心之王”不同的地方。国王读了“白兔”胡诌的诗之后，高兴地说：“如果这首诗没有任何意义，那可帮我们省了不少麻烦，因为就不必再去找寻什么意义了！”

【①或可参考一下莱恩的说法“幻想和幻灭可能奠基于同一个想象上。不管‘答案’在某处或是根本‘没有答案’，问题还是同样的问题。】

我们的讨论好像又超前了，还没结束问题的形成之前就谈到问题的解决上面去了。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如前文所说的，解决方案本身可能就是问题的所在。尤其是在与“改变”有关的领域里，例如，心理治疗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革，时常会见到达种情形。

至于心理治疗和乌托邦主义的关系，问题之所以发生，在于当治疗者本身也患了（或相当程度地患了）它所要医治的毛病。除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urry Stack Sullivan）、卡伦·霍妮（Karen Horney）等人的著作外，大多数心理治疗学派（不一定指其个别的信徒）都为自己设定了乌托邦式的目标，例如，基因组织、个体化，以及自我实现等，更别说本章一开始所提到的那些现代的极端学派。有了这类目标之后，心理治疗变成了一个漫无边际的过程。也许它相当具有人本精神，但是让病人在无止境的治疗过程中受苦，岂不是一件不人道的事吗？由于对治疗工作艰辛的认识，这些学派无法期望病人会有具体而迅速的改变，于是在一种奇怪的、奥韦尔式的逻辑推演下，具体的事物被他们贴上乌托邦的标签，而乌托邦反而成了可能实现的东西。他们把可能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具体改变，寄托在某个极其遥远的目标的达成之上，结果就像利昂·利普森(Leon Lipsoti)所谓的“自圆其说”。譬如，急性盲肠炎若不因病人的祈祷而痊愈，这只能证明该病人的信仰不够坚强，“因此”他若病死更证实了灵疗学说的正确，而非证明其为错误。再举一个较不夸张的例子：如果“神经官能症”的症状只是冰山一角，当历经数个月的发掘式治疗亦未能改善病情时，即“证明”了情绪问题乃根植于潜意识最底层之假设的正确，接着这一推论又说明了为何病人需要进一步、甚至更深一层的分析。漫无边际、自圆其说的学说不管怎样都是赢家，就像下面这则讽刺笑话一样———位病人在数年治疗之后仍然不改尿床的毛病时说：“至少我现在了解为什么我会尿床了！”

乌托邦主义者对“改变”的企图，往往把自己陷入僵局，他们无法清楚区分难题与“问题”，也无法区分“问题”与“解决方法”。乌托邦的不可达成，是一个假性问题，但是它所带来的痛苦却是真实的。威廉·托马斯( William Thomas)说得好：“如果人们界定某些情境为真实，其所造成的后果就是真的。”如果这些后果被视为问题的起因，那么应当试着去改变这些后果，如果改变的尝试失败了（这是必然的结果），那么应当继续作相同的尝试。“困难的事我们可以马上做，不可能的事可得花更多时间。”这是个相当机警的格言，但是对任何半信半疑的人而言，却是个残酷的陷阱。不可能的事，显然将花掉你所有的时间。现在我们不妨再引用阿德里的那句话：“我们一味追求不可能的事物，却使那些可能得到的东西变成不可能。”( Ardrey，5)有个人喝醉酒之后把钥匙搞丢了，他不回到遗落钥匙的地方，反而在路灯下低头猛找，只因为路灯下才是最亮的地方！这则笑话引人发噱，正因为它点明了醉汉不仅是在缘木求鱼（因此注定失败），而且还会因为没有结果而继续寻找，直到永远——解决问题的企图本身，才是问题所在，在此又获得印证。在日常生活情境当中，所有的当事人通常都未能觉察到这一事实；人们用来止痛疗伤的方法，不仅比疾病更糟糕，而且它本身就是疾病。例如，一般人的婚姻生活，可以达到传统结婚手册或流行神话的理想的，显然少之又少。人们一旦心中存在一种观念，以为婚姻关系应该怎样才对，就比较容易觉得他们的婚姻出了问题，而开始致力于问题的解决，直到离婚而各奔东西。他们的具体问题并非自己的婚姻，而是寻找解决方法的这个企图本身。他们原先所要解决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即便婚姻真的出了问题，也不是在企图去改变的这个层次上可以解决的。

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得到一个令人困扰的可能结论，就是一个负责的、合乎人性的心理治疗所能发挥的疗效要比一般所认为的小得多。心理治疗是有其限度的，心理治疗必须专注于“解除人们的痛苦”，不能将“追寻快乐”的工作独揽到自己身上，否则心理治疗本身将成为疾病。我们服用阿司匹林，期待它减轻头痛，但是并不期待它会使我们头脑灵活，甚至预防以后的头痛。基本上，我们对心理治疗的态度也应当如此。一位热切求道的弟子询问禅师“悟”像什么，禅师回答：“饥则食来困则眠。”

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层面上，也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形，除了可以看到一些还算清醒的结论外，我们常会发现更多令人震惊甚至开倒车式的做法。有一家瑞士的主要报纸发表论文，在总结国际货币现况后，其论点与我们竟然如此相近：“我们终于了解到，多年来我们搞不清楚货币问题的因果关系。……我们如果不对未来的期待及其神话般的意涵有所限制，一切对抗通货膨胀的办法都注定要失败。我们甚至可以说：现代扩张主义式的政策，间接地造成了它所要对抗的病态。”在瑞典、丹麦、英国、奥地利等国，其错综复杂、高度发展的社会福利制度同样遂渐地制造出新的需求，因而破坏了它们原来的目标。美国的情况也差不多。李·塞耶( Lee Thayer)在一次讨论他所谓“无能的作用”(The Functions of Incom-petence)的演讲时，指出一项惊人的事实：1968年至1970年短短的两年中，社会福利开销从110亿美元跳升至140亿美元，大约增加了34%。这不仅证明了社会福利为人民所需，同时证明了另一件事，即必须创造数以千计的特殊的职位，来执行这些福利措施，“而我们整体经济中这一部门的持续成长，将有赖于具有福利措施之各部门无能的市民增加而非减少。

但是，无能的蔓延并非我们面临的唯一问题。早在1947年，哲学家卡尔·波普尔( Karl Popper)在其论文《乌托邦与暴力》（Uopia and Vio-lence)已警告我们：乌托邦式的计划必然导致新的危机。他指出，很不幸地，标榜理想和抽象的目标，以及吸引热情的追随者，远比解决具体问题要容易得多！但是波普尔警告我们：“我们的骨肉同胞应当得到协助。我们不可以为了后代子孙，或为了某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幸福理想，而牺牲任何一个时代的人。简单地说，我所关切的主题是，在一个合理的公共政策里，人类的痛苦才是最迫切的问题，幸福并非最迫切的问题。幸福的获得应该让每个人私下去处理。”而比波普尔早得多的德国诗人费利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tirich HOiderlin）就曾说过：“国家之所以会变成人间地狱，是因为人们想把它变成天堂。”

我们实在很难以更简洁的文字来界定乌托邦症候群。但是现在不妨进一步考虑，如果真的达成了乌托邦式的改变（例如，在政治社会的层次上），将会产生什么结果？首先，要达到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它的各个成员应当具备相同的成熟度，在思想、情感和行动上都没有差别——这一错误令人想起一幅毫无生气、死气沉沉的可怕景象，或冯·诺伊曼( VonNeuman)所称的机器人，失去了那种只能从人的天生差异性所引起的生命张力。而更可怕的一面是：“改变”以及随之而来的任何差异性和原创性都将成为非法，因为那样势必使完美又回到不完美。于是，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笔下所描述的社会里，我们这个时代鼓吹乌托邦式的改变最卖力的，将是第一批消失在铁丝网或收容所围墙之后的人。恶性循环将永无解开之日，而最后的解决乃成为最好的解决之道。

乌托邦症候群是一种病态，在研究症候形成的正统理论里，并没有提及。如果我们跟随心理动力理论(psychodynamic Theory)，将它的种种表征，视为人在过度僵化的超我压迫下挣扎的后果，或是跟从阿德勒派学者的解释，认为这些表征来自一种病态心理的、好高骛远的生涯规划，那么，我们就遗漏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处理改变的某种错误的方式，不论它是为了内在或外在，“意识”或“潜意识”的理由，这个处理方式本身所引发的问题，如果被简化成只是附带产生的现象，那么这一简化的动作本身又将成为病态的一部分。乌托邦症候群是生物学者所谓突现性( emergenLquality)的一个例子——演化的结果比组成部分的总和多出一些，也不同于组成部分的总和。它也就是古典完形心理学(Max Wertheimer．Kurt Koffka．Karl Buhler，etc.)概念中的完形，以及现代结构主义的结构。

每一个高中生都知道，若将“零”或“无限大”放入一个等式中，将会产生令人迷惑的结果。在前一章里，我们检验了一种试图引进“无限大”来获得第二序改变的方法。据我们所知，群论并未预见这一可能，但是我们可以如此推论：如果我们将某一个群的组合规则除以“无限大”，结果便是恒等成员。如此一来，“无限大”的引进便成为群论性质d的一个特例。我们井不能有力地提出这一想法，因为我们之所以提到群论，显然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思考的模型，而非寻求数学上的证明。但是我们相信理论上这么说是没问题的：在乌托邦症候群所展示的诸多现象的最底层，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实与潜能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人们根据某个前提而认为事物应当如何，这与事物的“本来面目”是有所差距的。

从理论上来说，人们可以借着改变现实，以符合他们所持的前提。但是很可能在同样多的情况下，人们对于事物的实际状况根本无法加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认为他所假设的“可能”（即“应当如何”的状态）比现实还要真实，虽然他力求改变，也等于是缘术求鱼。因此，正是这个“应当如何”的前提成为了问题。需要改变的是这个前提，而不是事物“实际的”状况。拿掉乌托邦式的前提，实际的状况或许还可以令人忍受呢！因此，这里牵涉一种“改变”的错误处理方式：即试图以第一序改变来应付那种第二序改变才能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