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简化者对于一个问题可以熟视无睹，而跟他相对的另一极端——乌托邦主义者——则是无中生有：问题明明无解，他却坚信有解决之道。
乌托邦症候群可能以下列三种形态出现。
第一种类型可以称之为“内射式”(introjective)。
如果那个目标是乌托邦式的，那么这个设定目标的动作本身便导致一种情况，亦即目标无法达成，他不会怪罪于目标的理想性，而只能怪自己无能：我的生命应该更丰富，更有收获，而我却生活在平凡和无聊之中；我对生命应该有强烈的感受，可是我却无法从内心唤醒这些感受。
这一类型的人，并未因为没有能力实现乌托邦式的改变责备自己，反而会沉溺于一种比较无害的、几乎是儿戏的拖拉之中。他们觉得，目标既然十分遥远，这一趟旅程也将备为艰辛，而长途旅行是需要长期准备的。至于是否能够达到目标，或一旦达到目标，是否值得如此长途跋涉的恼人问题，则暂时可以不必细究。
不管是哪一种情形，重要的是旅程，而非抵达终点。这种旅人从来不抵达一个目的地，只是到处飘荡。那些永远的学生、完美主义者，以及每次在成功前夕开小差的人，即是最好的例子。
第三种乌托邦症候群的形式主要是“投射式”( projective)的。这一形式最重要的成分是一种道德的、主持正义的立场。抱持这种态度的人认为自己站在真理的一边，肩负着改变世界的神圣使命。
乌托邦症候群的另一个重要成分，就是轻视历史的教训，对历史的用处更是嗤之以鼻。这种态度，还可以使人觉得自己的痛苦和世界的可悲，是独特的、前所未有的、无可比拟的灾难。对此，乔治·桑塔亚那（Ceorge Santayana）曾警告说：那些忽视历史的人，注定要重蹈历史的覆辙。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例子，都是企图以改造自我或改造世界来完成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这种改变的方式又跟某些不可改变的困难纠缠在一起，从而形成问题。但有时候人们也会认为“困难不存在”才是问题，必须加以纠正，直至最后才发现自己在处理一个并不是问题的问题。
正面的乌托邦觉得“没问题”，负面的乌托邦则认为“问题无解”，两者都将人生中常见的困难和快乐视为反常的现象。
乌托邦症候群诸多方面的共通点是，患者认为他们所根据的前提比现实还要真实。
为了掌握“改变”的种种不可捉摸的特性，有一件事显得非常重要，就是必须区分事实以及关于事实的前提。
乌托邦主义者对“改变”的企图，往往把自己陷入僵局，他们无法清楚区分难题与“问题”，也无法区分“问题”与“解决方法”。乌托邦的不可达成，是一个假性问题，但是它所带来的痛苦却是真实的。
因此，正是这个“应当如何”的前提成为了问题。需要改变的是这个前提，而不是事物“实际的”状况。拿掉乌托邦式的前提，实际的状况或许还可以令人忍受呢！因此，这里牵涉一种“改变”的错误处理方式：即试图以第一序改变来应付那种第二序改变才能解决的问题。
现在我们不妨再引用阿德里的那句话：“我们一味追求不可能的事物，却使那些可能得到的东西变成不可能。
人们之所以解不开这个问题，原因在于他们先有了一个错误的假设，而不是尚未发现“正确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