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有光所生活的明朝，以李梦阳为核心文学代表的前七子对所在的文学现状的不满，扛起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大旗，他们的内容创作上关注社会，重视实际体验，不再是脱离实际的应制之作。他们重视写时政题材，如个人生活遭遇，政治弊端，民生忧苦。后来前七子也将文学表现注意的视线转向了丰富的民间庶民生活，以李梦阳的《梅山先生墓志铭》为代表，墓志描绘了作者闻墓主讣音的哀恸与其生前谑笑不避、亲密无间的交往，亡者的音容笑貌和作者的友情跃然纸上，描写形象生动，感情抒发自然，与之前“台阁体”一般的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应酬文字大异其趣。
但是前七子从复古入手来改变文学现状的态度也产生了一些弊端。他们过多地重视古人诗人法度格调，李梦阳就曾经提出“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又强调“高古者格，宛亮者调”的诗歌审美标准。前者指写文章一定要先讲究手法风格，然后才是内容韵律的和谐；后者指高雅古朴就是“格”,婉曲清亮就是“调”。这难免束缚了作家们创作的手脚，限制了他们真实自由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后来以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的文学复古群体依然主张前七子的文学思想，并且在学古过程中对法度格调的讲究更趋于强化和具体化。当然王世贞的《送内弟魏生还里》也能写出真情实感，其中写道：“阿姊扶床泣，诸甥绕膝啼。平安只两字，莫惜过江题。”寥寥几笔，依恋伤感的亲人离别之景如在眼前。
然而与后七子同时代的文学家归有光却认为前后七子的摹古已步入歧路，于是主张“变秦汉为欧曾”。提倡创作散文时“出于意之所诚......非特求绘藻之工为文章”《答俞质甫书》。于是明代嘉靖年间，文坛上出现了另一文学复古流派，即唐宋派，主要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唐宋派虽说总体上主要推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等唐宋古文名家，但是他们个人的趣味却有所不同。归有光在文坛上的活动虽然比王、唐稍晚些，但在唐宋派文人中文学成就较高的首推归有光,《四库全书总目》集部《震川文集》、《别集》提要称：“自明季以来，学者知由韩、柳、欧、苏沿洄以溯秦汉者，有光实有力焉。”
归有光在散文的创作方面擅长，他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一些平凡琐事及普通人物，状情摹态，细心刻画，寄寓作者真实的生活感受，富有感情色彩，因此读来使人感到真切，生动，感人，回味无穷。如他的《先妣事略》、《项脊轩志》、《思子亭记》等篇或者记述平常事件，或抒写亲人之情，语言描写具有质朴自然、抒情真切感人的特点。其中《项脊轩志》结构精巧，语言平淡，内容生活化，注重细节，即事抒情，情感深挚。事虽小，琐，景也常见，但读来使人产生极大的心灵震撼。难怪名人王锡爵说：“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苏轼也曾说过“寄至味于平淡”，往往散文创作中最难的是平淡处写出最深的情。归有光用自己的文字，实实在在地践行了自己的文学观念，后人称他为“明代欧阳修”，后七子中声望最高，影响最大的王世贞，晚年时在在归有光像写的《归太仆赞》序中也承认了归有光的文学观念，盛赞归有光“先生于古文词，虽出之自史、汉，而大较折衷于昌黎、庐陵，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代名家矣。”这给予了归有光散文极高的评价和褒扬。
可，我总觉得，归有光的散文之所以感人至深，并不仅仅在于他具有的正确的文学观念，他散文的选材，与创作散文的技法。散文的创作需要生命的体验，或者说更需要来自生命的深刻细腻的体悟，它流着你生命里最温暖却又最痛苦的血液，有着你最坚韧却又最脆弱的脊骨；它是你那最敏感的肌肤和神经，是你那最深情的眼眸与脸庞；它还应是你生命里不能承受却又必须承受的那份淡然及宽容，它更是你生命里一切有温度的东西与自我的美好的融合和延续。它或深邃，或细腻，或平淡，或清新，或哲理，或幽默，或犀利，它都是生命的所有形态。
如果我们不懂得生命里的那些，轻与重，一定读不出散文的味儿，读不懂散文的魂。不论古人，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