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斜杠男神”苏轼
近些年有一个身份标签的叫法很火——“斜杠青年”。它出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的书籍《双重职业》，指的是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元生活人群。这让很多人在自我介绍时有了新的方式，比如：张三，厨师/作家/说唱歌手。
其实“斜杠青年”在中国自古就有，今天我们说起的这位不仅是斜杠青年，甚至可以说是“斜杠男神”。在宋代的诗歌领域，他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在豪放词界，他与南宋的辛弃疾并称为“苏辛”；在散文方面，他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时人有“欧文如潮，苏文如海”的美誉；在书法领域，苏轼是“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 、蔡襄）之首；在绘画上，他因擅画怪石墨竹，成了“湖州竹派”的代表人物；在哲学上，他是当时宋代三大哲学派系（关学、洛学、蜀学）中蜀学的代表人物。在他65年的人生中，一共创作了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4800多篇散文，书法绘画不计其数。
除了是文学艺术领域的全才外，他还是士林领袖，一代贤师，门下有“苏门四学士”这样的高徒；他还是一个不畏强权，直言敢谏的政治家，一个美食家、养生专家、佛教徒……是的，他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的全民偶像、“斜杠男神”——苏轼。
二、史上最牛“第二名”
现在，让我们从哀伤王弗的情绪里暂时跳脱出来，去看看学霸苏轼的“高考之路”。当时子由在哥哥成婚的第二年也娶了妻，然后父子三人便启程上京赶考。
他们的首站是到成都拜谒当时的大官张方平，此人后来对三苏一家有知遇之恩，对苏轼更是如父如友。张方平先是看了老苏的著作，觉得他有“王佐之才”，后来又看了大苏小苏的文章，觉得此二子未来必成大器。虽然他与当政的欧阳修关系并不融洽，但还是修书一封，力陈老苏及其儿子的才华。那年的礼部初试，从眉州来的四十五个考生当中，苏家兄弟进了考中的十三名之内。在等待明春的殿试之余，三苏也结识了当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以及学术界的其他名流。
殿试的日子到了，正巧欧阳修被任命为主试官。那个时代流行的是华丽奢靡的文风，这让老父苏洵不喜。他告诫两个儿子从小就要坚持文章的质朴性、写实性。我们不得不感叹老苏的高见。历史证明，大苏小苏殿试那年，适逢欧阳修发起的古文改革运动，华丽之文全遭摒弃，而苏家兄弟的文章都以优等得中。尤其苏轼写的《论为政的宽与简》的文章，更是被欧阳修激赞数日。
但科举考试采取盲审制度，苏轼的文风让欧阳修误以为这是他的朋友，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写的。为了避免被别人戳脊梁骨，欧阳大人忍痛把这篇深度好文判为第二，于是苏轼那年就这么考了个第二名。但是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是盖不住的，在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轼考中进士，在三百八十八人之中几乎名列榜首。
那年，苏轼二十岁。
三、老苏、大苏、小苏
要了解一个人的成长，就得了解其家庭；要想了解一个人的家庭，就得了解其家人。留名史册的唐宋八大家，有一个家庭占据了三个席位，那就是“三苏”。习惯上，我们把父亲苏洵称为“老苏”，哥哥苏轼称为“大苏”，弟弟苏辙称为“小苏”。
苏洵的父亲，沉默寡言，虽有政治抱负，奈何一辈子没什么官运，最后郁郁而终。他在童年时放浪形骸，不服管教，痛恨那个时代刻板的教育方式。但他到二十七岁时，有了长子，而且本家哥哥们都已经科考成功，开始为官做吏造福地方，他这才开始焦虑，正儿八经地发奋读书了。苏洵虽然起跑晚，但一样能文声大噪，不被后来自己的两个儿子完全盖住，也是很厉害的。
而至于弟弟苏辙，则是和苏轼从小长大的、关系最亲密的血亲及朋友。这一点在此后苏轼大量的书信及作品中都得到了证实。不管此后的一生当中如何顺逆荣枯，兄弟二人的手足之情总是苏轼创作的灵感源泉。苏轼在25岁那年（1061）去陕西凤翔做官，苏辙为了陪伴父亲，选择留在京城，因此只能送兄至郑州便需折回。这是兄弟俩人生中第一次分开，他有些感慨，写了一首诗，赠与兄长，其中有一句：“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苏辙《怀渑池寄子瞻兄》）而苏轼后来回了一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包括我们熟悉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则是苏轼在就任密州期间，由于七年没有见过弟弟而在中秋节写下的怀念之作。
苏轼曾经对自己的弟弟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被称为“百姓之友”的苏轼，和尚道士，贩夫走卒，歌妓名伶，没有他不能聊的人，他的性情就是这样豪放旷达。苏辙和自己的哥哥完全不同，他生来恬淡冷静，稳健务实。所以他经常“鄙视”哥哥，劝他不要瞎交朋友。但二人的确政见相同，亦师亦友。苏轼曾经称赞过弟弟，说宋代文坛能和自己一决高下的也只有子由了。苏轼去世后，苏辙也给兄长写下了这样的墓志铭：“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
四、凤翔与陈太守
在凤翔当官期间，还有一段逸闻，用林语堂先生的话来说，这段经历苏轼可能日后不好意思跟别人提，那就是他和陈太守之间的“摩擦”。陈太守是武人出身，严厉刻板。他本与苏轼同乡，但却瞧不起少年得意的苏轼，觉得他有些“猖狂”，因此二人经常为一些政见上的分歧闹得不欢而散。但这两个人都不是奸猾之人，陈太守为人更是大度。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呢？陈太守后来在其公馆附近建了一座“凌虚台”，知道苏轼会写文章，于是就邀请他作一篇《凌虚台记》。
于是苏轼觉得“报仇雪恨”的机会终于来了，在这篇《凌虚台记》中写了很多描述历史上有名的亭台楼阁在历经数世之后都会化为废墟的“丧气话”，讽刺陈太守建凌虚台是“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并强调“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苏轼本以为自己年轻气盛的话会“气死”这个陈太守，但老头子的肚量实在大，居然吩咐把此文原封不动地刻在凌虚台旁的石碑之上，这反而让苏轼有些不好意思了。后来陈太守的儿子陈慥也成了苏轼一生的挚友。
五、被贬黄州
苏轼刚到黄州的时候，先独自住在一个名叫定惠院的小庙里，等待路上的家眷。当时他的心情很糟糕，有天晚上愁得连觉都睡不着，写下了“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这样的词句。
但毕竟苏轼天性里有很强的“乐观因子”，再加上当地的徐太守是个惜才的人，久闻苏轼盛名，十分欣赏，因此他尽自己所能，好让苏轼的贬谪生活过得舒服点。于是苏轼后来在徐太守的帮助下，迁居林皋亭，并把自己住的房子叫作“雪堂”。他还在雪堂东边辟了一块田地，取名东坡，自此开始了陶渊明一般隐居务农的生活。东坡居士，自此“上线”。
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不光有体力劳动，因为是个闲职，他正好有机会阅读了大量的佛经。他还将佛经上的内容与自己读过的儒家经典结合起来，吸收营养。从此开始，苏轼的作品上了一个大台阶，他豪迈洒脱的胸怀和淡泊豁达的境界全可以从作品中看到。比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比如“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比如“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定风波》）；还有前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等等被录入语文教科书的、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都是在此期间创作的。
黄州的生活，也把苏轼培养成了一位“美食家”，后人熟悉的东坡肉，也是在此期间创造出来的“特色菜”，他甚至为此写过一篇《猪肉颂》：“净洗锅，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人不肯吃，贫人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在黄州时，苏东坡也参与过慈善事业。当年他所住的地区有溺死新生婴儿的野蛮习俗，只要养不起就会这么做。这令他十分痛心。他给当地的太守写信，痛贬杀婴之恶，还成立了一个救儿会，请富人们捐款，让寺庙的和尚主管账目，帮助贫苦的人家养活婴儿。那时还没有出现“人道主义精神”这个词，可苏东坡所做的一切无疑是对这个词的最好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