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我指涉的功绩社会中，让子弹飞一会儿、让惯性滑一会儿是一种生活智慧，也是自我觉醒的一种生活模式。——笔者按
韩炳哲的《倦怠社会》与《精神政治学》这两本书集中体现了其对社会现象的理解进路，前者集中探讨了在“功绩社会”背景下的个人行为，注重的是个人的境况与社会的要求之间的关系；后者则集中讨论了“功绩社会”下的个人行为是如何形成并不断存续的，侧重的是个人、社会与政治、特别是新自由主义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人能够做任何事的自我肯定下，原有的规训式强迫转化为自我指涉式的自我剥削、原来的具有矫正性质的否定在自我激励中转变为具有顺从特征的肯定。人们在追逐自认为的自由的时候恰恰是将自己交给了更大的束缚。人自身无限的要求需要自身拥有满足其要求的条件，人们为了满足这些条件将自己置于“禁锢”之下，每一次的满足就添加了一层更加沉重的锁链，即“治愈即灭亡”。在信息数字化时代，每一个个体是“一个实体，两种存在”的状态，每个人在虚拟空间中都有自己的位置，于是每个人的所有生活数据都被计算机所记录、追踪，甚至预测。而掌握这些数据的人或团体便能够运用这些数据进行微目标定位。这样，这些人或团队便拥有了掌握甚至改变个人未来走向的权力。而奇怪的是，生活在其中的人认为自身拥有着史无前例的自由，这种虚幻的自由用其中的人的话来说便是“我命由我不由天”，他们不知道的是，当别人拥有了掌控你命运的权力时，这就意味着自由的终结；他们所享受的“现在的自由”早已不是自己所向往的那种，而是他人造的自由、他人造的规则以及他人造就的人生。
“数字化的精神政治学则能够有预见性地干预心理变化过程，它也许可以在速度上超越自由意志，赶在自由意志前发挥作用，这可能意味着自由的终结”。——韩炳哲，《精神政治学》，第86页
在自我指涉式的自我剥削的社会中，个人如何不在资本实现自身的过程中完全沦为资本的工具就成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沉思”是一个选择。“正是由于丧失了沉思的力量，积极生活变得绝对化，从而导致现代积极社会的焦虑和歇斯底里症”。“能做任何事”的积极社会（功绩社会），每个人竭尽全力去弥合自身的不足，这是个人的焦点所在；在于同类竞争生活时，争先恐后，过度的活跃便成了精神衰竭的征兆。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人们需要去为“自我”“本我”“超我”留有一定的空间，去反思行为的意义。
韩炳哲的观点固然有其不足，比如其观点的逻辑起点是“过度的活跃”，然则普遍的过度是否已经到来尚不确定；“自己向自己发起侵略”在社会中是有存在迹象的，仅仅从物质功绩的追求角度理解人与社会则忽视了以“价值—意义”为追求的人与社会的互动等等。虽然如此，其观点是一种警醒，是社会症状的反映或者是征兆。基于此，“结构—意义—价值”的生活模式如何融入到“结构—过程—功能”的现实中去就值得管理学者、政治学者、心理学者、哲学家等共同加以关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