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我一口气读完了张洁的《世界上最疼爱我的那个人去了》。
借阅这本书，是源于对作者本人的深深敬仰——张洁，一位中国首位斩获短篇、中篇、长篇三项国家大奖的作家，亦是迄今唯一两度摘得茅盾文学桂冠的文学大家。我带着近乎朝圣的心情，从图书馆抱回她的几部著作，《世界上最疼爱我的那个人去了》便是其中最薄、也最重的一本。
翻开它时，我期待的是与一位文学大师的精神对话，渴望沉醉于她驰骋文坛半生的笔力与洞见，看她如何用淬炼过的文字解剖人性、解构命运。然而合上书页后，那些我曾无比珍视的“文学性”“技巧”“奖项”全都黯淡了、退远。留在心里的，只有一个女儿面对母亲渐行渐远时那份无处遁逃的脆弱，以及刻进骨血的悔恨。
张洁用近乎残忍的诚实，把那些锥心刺骨的细节一一摊开：母亲术后那个迟迟没能找到的便盆；老人嘶哑地唤着“闺女”的声音在空荡的病房里回响；还有那些密密麻麻写在日历背面的、母亲执意要留给她的“遗产”——不过是一日三餐的备忘、药品服用时间、水电费缴纳日期。
本书写的不是怀念，而是一场来不及认输的角力，是女儿与死神之间一场注定失败的拔河，是“我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如何一点一点从这个世界上撤离——先是记性，再是听力，然后是胃口和力气，最后是那双看着我时还努力笑着的眼睛——而我，竟束手无策。
那种痛感格外特别。它不是突如其来的崩裂，而是细密而持久的钝痛，以及兼有时间错位的悔恨：恨自己为什么在母亲还能听见时没和她好好说话；恨自己为什么没早一点发现她衰老的征兆；恨那些以“忙”为名的缺席；恨那些以为“来日方长”的自欺欺人......
放下书，我想到了远在老家的父母。
电话里他们总说“我们都好，别挂念”，可语气里那层薄薄的犹豫，像茶凉前最后一丝热气，让我读懂了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想念。他们身体尚健朗，却已学会把“见一面少一面”的话藏在天气和饭菜的闲聊里。
每到这种时刻，我都恨不得像孙悟空一样，拔一把毫毛变出几个分身——一个做贤妻；一个做良母；还有一个，安静地坐在老家那张磨得发亮的藤椅上，陪父亲聊天；听母亲絮叨菜园里长豇豆又长了很多。
可我终究只是个分身无术的凡人。
只盼着上苍能多给我们一些时间，等孩子高考结束后，我就能有时间回老家好好陪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