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林悟道《韩非子-诡使》第二十七章 过二
红林悟道《韩非子-诡使》从上一章开始韩非子为我们列举了社会不良风气：无廉耻之心。遵守社会共识与道德规范要有廉耻之心作为基础，没有廉耻之心，也就没有了敬畏之心，人与动物无异。廉耻之心是人最后一道心理防线，突破了这一道防线，为人处世也就没有了标准与底线。
廉耻之心就是要有廉洁的操守和知羞耻之心。廉洁是一种行为标准与规范，而不是所谓的道德品质，廉洁之人并一定要清贫。廉洁要求为人处世不能有贪念，不属于自己的分毫不取，该是自己的一寸不让。廉洁的操守就是行为规范与要求，在此规范与要求下为人处世才会遵守法规与规则，因为法规与规则本身是平等无私的，遵守了法规与规则也就没有私利可图，自然就廉洁。
社会上的一切腐败贪污，都因违法乱纪而起，腐败分子首先突破了廉耻之心的约束，没有坚持廉洁的操守，继而违法乱纪。我们常说某些人突破了社会道德的底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说明社会风气与法制建设受到了破坏，违法乱纪者受不到应有的惩罚，国家律法的正义与权威只留在了条文规章中。
君主建立廉耻观，就是要约束与劝勉臣子，让他们不至于走到违法乱纪的地步，但问题是廉耻观的约束力与限制力有多大，如果没有国家律法做坚强后盾和强制约束与处罚，道德规范其实就是一张白纸。正如韩非子所列举的现今的士大夫不以肮脏卑鄙的勾当为耻，反而做起了官，有裙带关系和私人交情的人不按官阶次第而升官。这既是突破廉耻观的结果，也是国家执法不严的结果，或是没有依法治国的结果。
韩非子在这里没有明提“仁爱治国”的恶果，但从臣子所为间接的说明靠仁爱是治不了国的。仁爱治国是儒家的主张，而礼义廉耻正是儒家的思想。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可见，礼义廉耻在儒家仁爱治国论中的地位。韩非子明确指出，只有仁爱，没有律法，国家是治理不了的。
韩非子继续为我们列举社会不良风气，他指出“赏赐之，所以为重也；而战斗有功之士贫贱，而便辟优徒超级。”意思是：赏赐是用来使人尊贵的，但现在英勇作战的有功之士却贫贱不堪，而那些谄媚逢迎的人和优伶酒徒却得以越级做官。话不多说，前文已讲，法乱至此，无药可救，唯重典可治。
赏赐，是社会财富分配体系与君主意志和国家精神的体现，是国家行政体系正常运转的保障，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其价值与作用就应该是推动社会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但现在却是“战斗有功之士贫贱，而便辟优徒超级”，赏赐已经失去了它本有的价值与作用，反而成了扰乱社会与危害国家的行径。
韩非子认为“名号诚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掩障，近习女谒并行，百官主爵迁人，用事者过矣。”意思是：名号和功业相符合关系到君主的威势和尊严，然而现实是君主受到蒙蔽，近臣宫女同时弄权，各个部门都能给人定爵和提升官吏。这些反常现象表明当权者措施已经严重失当了。
“名号”是确定国家各类关系的法定称呼，具有法律效益，代表着责、权、利，是社会各类问题依法处理的基础。名号，是社会价值与国家荣誉的体现，是国家律法首先要明确与确定的社会基础，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关系社会，而名号确定了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关系网中的位置，位置确定了，责权利也就确定了。但，现在是君主受蒙，近臣与宫女弄权，官爵随定，无章无法。韩非子认为这一切的责任还是当权者的过错。赏赐与名号是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的基础，这两者是君主着重建设与完善的治国之柱，现在出了问题，责任自然在君主。
【赏赐之，所以为重也；而战斗有功之士贫贱，而便辟优徒超级。名号诚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掩障，近习女谒并行，百官主爵迁人，用事者过矣。】
人类社会如此复杂，所以圣贤之策在于化繁为简，一定关系,二定财富分配体系。关系分伦理关系与法定关系，伦理关系产生社会道德，法定关系产生法律效应，关系让人类社会在秩序中发展。而分配体系决定了社会经济基本模式与社会和谐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