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门前有棵老槐树，据说是爷爷的爷爷种下的。十年前，它的花还能落满整个院子，香得让人睡不着觉。如今它不开花了，只是沉默地站着，像一尊黑色的碑。
父亲是在槐树下告诉我他要出门的。那时夕阳西下，他的脸藏在阴影里，只有烟头一明一灭。“去矿上，”他说，“一年就回。”母亲没说话，只是纳鞋底的针更急了些，刺破黄昏的寂静。
第一个新年，他捎回信和钱，信上说矿上的活计不重，老板也厚道。母亲对着信纸笑了整晚，烛光在她眼角的细纹里跳舞。第二个新年，信短了，钱薄了，他说一切都好。槐树的叶子落得特别早。
第三年秋天，村长的摩托车突突地开进院子。两个陌生人下车，手里捧着个木盒子。母亲正在打水，桶咣当一声掉进井里，那声音在我梦里响了很多年。盒子里是父亲的衣服和一块怀表，表针永远停在凌晨两点。
矿上的人说，塌方时很快，没人受苦。母亲没哭，只是抱着盒子坐在槐树下，坐成了一尊塑像。夜里我听见压抑的呜咽，像受伤的野兽，从她喉咙深处一点点挤出来。
后来赔偿金到了，比承诺的少一半。母亲数了三遍，把钱锁进柜子，再没打开过。她开始每天擦那只怀表，对着表说话，说我的功课，说今年的收成，说槐树好像真的要死了。
昨天放学，我看见母亲站在槐树下，手里拿着父亲最后穿的那件工装。衣服上洗不掉的煤渍，像干涸的血迹。她突然把脸埋进衣服里，深深吸气，仿佛要从那经年的墨黑里，嗅出一丝残存的气息。
风过槐枝，呜咽如埙。母亲抬起头，眼神空茫：“你爹的味道…淡了。”
那一刻我才明白，世界上最悲的不是失去，而是遗忘正在不可避免地发生。连悲伤都在时间里褪色，最后只剩下努力记住的人，抱着一堆褪色的遗物，站在苍茫的天地间。
槐树真的死了。今年春天，它再没发过新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