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我裹紧围巾，散步在乡村的水泥大道上，两旁没有路灯，路上也很少有车辆与行人，周围的一切，都笼罩在朦胧之中。在这样寒冷的傍晚，整个世界好像都是我的，我恣意的听着手机里的音频节目，望着周围的万家灯火，回味着自己的过往。
走着走着，突然发现，道路前方一个佝偻着身体，好像在拉着什么的黑影，向我缓缓地走来，这是谁呢？我加快了脚步，向其靠近。走到跟前，定睛一看，原来是我的亲兄弟，长和大哥，他身穿一件敞开的黒色大褂，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拉着满满的一车沙土。我看清楚是他，他也看清了是我，彼此都停住了脚步。
我气不打一处来，狠狠地责备他起来：“现在的运输条件如此的便利，为何要这样呢？”他支吾着，“做-房-子-要-用，只-拉-这-一-车-了。”
看他这样子，我有一种硬咽的感觉，心里一阵酸愁。
长和哥与我同龄，是我儿时的伙伴，中小学时的同学，又是亲弟兄，关系非同一般。中学毕业后，我进了师范，他回家务农，从此天各一方。
繁重的体力劳动，让他整个人都变了形。四十岁时，整个板牙全部掉光。更为糟糕的是，在他三十多岁时，就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忽明忽暗，忽好忽歹，从此，他在家就成了一个无用之人。
那些年，他家上有老，下有小，生活极其艰难。两个孩子不得不中途缀学，老婆实在难以维持时，只得以泪洗面。
作为亲弟兄，见他这样，我只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常常为不能给他的家庭，有什么帮助而感到羞愧难当。
熬啊熬，渐渐地，他的两个孩子熬大了，不要再让他负担了，他才算松了口气。特别是近些年，国家的惠农扶贫政策，让他的家庭真正的得到了实惠。经济条件虽有所好转，但无法根治的精神分裂症，是他永远也迈不过的坎。每年春天，他总是彻夜不眠，整个人疯疯颠颠。前些年，又查出了患有糖尿病，这真是雪上加霜。
有一次，我回老家看望老妈，突然听到他的老婆在外面大声的呐喊：“快来人哟，长和上吊了！”我车子还没停稳，慌忙地跑到他家，此时，他人躺在床上喘着粗气，两只脚悬在床沿上，眼里噙满了泪花，乌黑的鲜血糊满脖子与下巴，一条手指粗的麻绳子散落在床头。听他老婆说，他刚才就是用这条绳子索自己的脖子，是她的爱人强行把绳索扯下。看此现状，我心惊肉跳，即忙拨通了村医的电话。村医也是我们家里的兄弟，很快就过来了，给他测血压，挂水补充能量，经检查，脖子上的血迹，是绳索拉扯的，还好，无大碍。常言道，宁在世上挨，不在土里埋，是病痛的折磨，让他走上如此的绝境。
这些年，每每看到他，就想起我们儿时上学时的情境，因为他比我大几个月，个子又比我高得多，所以我总喊他长和哥。小学阶段，他简直就是我的保护神。当时他家的条件要比我家好点，那时候，没少用过他的铅笔和纸张，更吃过很多他给我的零食，不过，那时的零食，就是锅巴、山芋条之类，就是这些，对我当时来说，就是美食了。
记得有一年夏天，在学校早操做运动时，我破了几个洞的小短裤，彻底的撕开来了，情急之下，我即忙跑到他的身后，他也及时的发现了我的窘迫，极力地为我掩护。我一手捂住撕裂的裤片，一手拽着他的胳膊，紧贴着他的身子，随同他走进教室。一上午坐在位子上，虽然尿急，就是不敢出教室门，等放学了，再紧贴他身后，走回家。
那时，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夏天在池塘里游泳，每逢暑假，我们几乎天天都泡在家门口的池塘里。他会仰泳，我只会狗刨，同时，他潜水的时间最长，可以从池塘的南头，一直潜到池塘的北头。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有时在塘边发现碗口大的鳖，吓得我们几个胆小的不敢靠近，也只有长和哥，敢轻轻的走过来，展开五指，扣住鳖壳腿部的柔软处，把鳖四脚朝天，轻而易举的抓起。
在夏天满天萤火的的夜晚，最喜欢与长和哥一起抓黄鳝。晚饭后，他提个小水桶，我举着用煤油浸泡的火把，走到有水田的地方，我们就开始工作了，绿油油的秧苗之间的水面上，横七竖八、直条条的躺着各色黄鳝，见到火光，它们一点不动，长和哥蹑手蹑脚的蹚入水田中，专挑秤杆粗的全身通黄的黄鳝，伸出右手，用中指勾起，放入小水桶里，对于那些过细、过粗或全身乌黑的黄鳝，我们一律不去理会。往往走不完一条田埂，小水桶里的黄鳝，就往外跳，小水桶装不下它们了，火把还烧得正旺，可我们只得一路高歌，向回赶。
儿时的冬天，同样是丰富多彩的。
每到过年的前后，我们这里总要下一两场大雪，雪天是孩子们最欢乐的时刻。下雪时，我们总喜欢站在雪地里，高高地举起双手，捧接天空中飘落的雪花。雪后， 长和哥就带领我们一起堆雪人，打雪战。欢乐的叫喊声，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聚拢过来。那时的大人们，真开明，只在站在旁边，看热闹，从来不干涉我们。大家的小手都冻得通红，脚下的棉步鞋都冒着热气，但我们一点也不感觉到冷。
童年的生活，仿佛还在眼前，但我们已步入了中老年。
长和哥与我招呼后，继续把小车子往家拉，我也改变了行走的方向，尾随其后。一只手搭在他的小车上，为他助点力，在一上坡时，他轻松的就拉上去了。他说，平时过这里，总要反复挣扎，才能把小车子拉上坡，上坡后，腿脚酸软得一塌糊涂。我说，“为何要这样苦干呢？你不知道自己的毛病吗？”他边走边说：“不瞒兄弟说，家里在做几间房屋，屋里要填些沙土，如果用农用车拖，一车要几百元。我的病，每年冬天都要好些，我要利用这个时间，多干点活，为家里减轻点负担”听他这么一说，我真是无语。“你这是在作践自己！冬天拿命换钱，春天拿钱换命。”我俩说着走着，在一宽敞处，他索性把车子停了下来，凑到我跟前说：“我的母亲五十八岁去世，我的父亲，是七十六岁去世，如此算来，我最多，也只有二十多年的光阴了。但孩子们都有孩子的难处，我已经拖累他们少了，我们夫妻俩，一年的收入也只有一两万元，这完全是政府给的扶贫款与我老婆做小工的收入，我几乎在家就是白吃白喝，此时能做一点，我总想多做一点。”
唉，生活，已把我大哥儿时的锐气，磨得不见一点踪迹了。何止是大哥，我也是！一晃，我们都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