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聚会，有时候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一种场面：当一个人引发一个话题、欲对之作具有思想深度的探讨时，话题往往被别人的一些鸡毛蒜皮般的无限衍生的联想给岔开，以至于这样的讨论变得如同带着气球和泡沫潜水、总也深入不下去。似乎有些人的人格就像是一张厚厚的泡沫面具，它只喜欢漂浮在肤浅的生活世界之表象的表面，绝不愿意深入到表象世界之下哪怕只有一寸深的地方。我知道，倘按照心理学的视角来看，这实际上是一种叫做“人格面具”的防御机制起作用的现象。 　　为什么有些人对“深刻”怀着极大的抗拒心理呢？因为对于他们所必须应付的生活世界来说，“深刻”就是一种有“毒”的禁忌。他们面对的那个被掩饰起来的虚假世界的“面纱”是不可揭开的，一旦揭开，他们会没法面对那残酷的真相而心理崩溃。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拥有足以击退生活世界之残酷性的思想武器，他们宁肯穿上一件厚厚的“人格面具”的“救生衣”，把自己小心翼翼地包裹在肤浅而琐碎而又曼妙可赏的小资情调的幻觉中，以享受除生活工作带来的重重重压之外的那一点点社交娱乐。  　　人的需要是不一样的。对于另外某些平常干着一份简单的体力活、不需要面对复杂的人际陷阱、因而有功夫专心致志于“猜存在之谜”的人来说，则小资情调般的肤浅才是“毒药”。他们最大的快乐，就是一头扎入存在世界背后那幽暗的深渊里去一探究竟。需要不同，则交流无趣。为了“挽救”交流，“人格面具”之暂时放下则不可免。我于是将话题引入到“人格面具”之讨论。 　　有朋友问：“单位（体制化倾向严重，而进入者必须带上“人格面具”的“防毒面罩”的那种）出了一道测试题，要求回答自己是否有当领导的意愿，怎么回答？” 　　我说：如果我是一个具有正常而健康的思维的私企老板，我对我的下属也出了这么一道测试题，我一定会提拔那些回答有当领导意愿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是有担当的人。不过基于我在国营单位混了几十年的生活经验，如果我的单位也出了这么一道测试题的话，我毫不犹豫会答：“我的意愿是扫厕所”。我为什么会这么回答呢？因为我心知，我们的带着浓厚“国情”色彩的体制性生态中，有一种极其不健康的“文化”因素：喜欢谄媚讨巧的人，容不下上进而坦诚的人。要想在体制中混得不错，必先毅然割去自己那独立思想与自由意志之“阳具”而嫣然地戴上一幅可爱的小太监的面具，并小心翼翼地隐藏起自己的“上进”心。绝不可基于理性主义的情怀而坦诚应事，否则立马躺枪而毙。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其实，这一切皆源于我们“文化”中那深入骨髓的官本位封建意识。此官本位文化传统之惯性是何其的强大以至于历经暴烈革命之冲洗而至今巍然不可撼动。它依然顽固地塑造着今天许多中国人的人格“面相”。很多在体制内享受着高收入保障下的静好岁月因而全然认同于其假面的人不会意识到此体制内流行的“假面人格”到底有什么不妥。不过细心而持久的观察者会发现此不健康的体制性“假面人格”对于其本人而言具有持续而深刻的灾害性影响。内化的虚伪终将导致内化的麻木不仁。麻木不仁意味着对生活世界的深刻的感知和理解能力的丧失，而这正是抑郁症的前兆。“假面人格”最离不开的是来自外部世界的符号性支撑。一旦来自外部世界的符号性支撑垮塌，假面人格也就垮塌了。这就是为什么太多太多的干部/公务员一旦从位置上退下来，就陷入严重失落感、且迅速患上心理疾病或癌症的深层次原因。当然，这里仅仅就“假面人格”对于个人的危害做心理学层面的评估，至于此“假面人格”的普遍化对整个国家民族乃之文明之进步带来的持久而深刻的危害，就暂不展开说了。 　　细心观察：体制内流行之“假面人格”通常会自动地、无意识地表现出某种“减压阀”现象。一个深受体制性“阉割”之苦的人一旦脱离需要伪装的场景就会如减压阀一般释放出其人性中被压抑的另一面来。比如：那些在体制内越是一本正经的人，越是会抽空地跑到比较隐秘的某类场所的床上去“任诞”，或在可以放松的场合过一过满嘴跑火车的瘾。我过去在某些饭局中常常遇到一些体制内有着某种带“长”字的身份的人。令人奇怪的是，恰恰是这类人，有着某种毕福剑般的癖好———以满嘴跑火车地攻击自己所依傍的那个体制的历史以及领袖人物为“过瘾”、而他们可是体制的受益者。为什么受益者却最热衷于在口头上意淫般地推倒他们身靠的大墙呢？此乃“假面人格”之内在逻辑之必然表现也。 　　谈论了许多关于体制内“假面人格”的话题，我回到家中，惊奇地发现：我的猫在趁我不在家的时候踩键盘玩耍，竟然敲出了“干部”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