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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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读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小人物的现实栩栩如生呈现在眼前，平凡、琐碎，让人感觉生活毫无意义，陷入郁闷和颓废，时至今日，我仍认为这不是一种很好的阅读体验。与之相比，我倒喜欢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同样是写底层市民的喜怒哀乐，但还有一缕阳光能照进灰暗的现实。后来，陆续在媒体上看到刘震云，知道他又写了很多小说，有的已被改编成了电影，还得了国内首屈一指的茅盾文学奖，成了当代著名作家，但一直没再读他的小说。

前几天，偶然浏览到《一句顶一万句》的书评，通篇全是溢美之词，底下还有一长串不同读者的留言，都是大同小异的称赞，不由起了好奇心，想看看这些年来，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是否能令人耳目一新，往昔对刘震云小说的第一印象是否失之偏颇。

于是，我花了三四天时间，把这部小说通读了一遍，结论是：刘震云还是当年的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是升级版的《一地鸡毛》，不变的是现实主义题材，不变的是百姓生活和底层视角，不变的是简单明白的语言，不变的是灰暗纠结沉重的格调，只是场景从北京切换到了河南与山西，时间拉长至百年，人物增多到几十个，还加入了一点宗教意味，整体上深化了作品，但仅限于此。

当然，这是我的个人感受，主观性很强。《一句顶一万句》的编者似乎也避免不了这个毛病，他在荐言中推崇备至，不吝赞美，到了让人汗毛耸立的地步，比如，“迄今最成熟最大气的作品”“有汪曾祺和孙犁等前辈作家遗风”“自五四以来少有的平视百姓、体恤灵魂、为苍生而歌的小说”等等。我读过的文学作品不多，在有限的认知中，平心而论，“平视百姓、体恤灵魂、为苍生而歌的小说”还是不少的，至少《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就比《一句顶一万句》更当得起这样一个评价。

废话说得太多，还是来看看这部小说吧。小说分上下两部，上部《出延津记》，下部《回延津记》。

上部的主人公叫杨百顺，因生计所迫，投靠了延津教会的意大利传教士老詹，老詹将他改名为杨摩西，希望他能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一样，把深渊中的延津人带出苦海。可惜，杨摩西非但没有完成这一使命，自身都深陷苦海无法自拔。为了获得温饱和一个栖身之地，他随后入赘到卖馒头的寡妇吴香香家中，再次改名叫吴摩西。中国人最为重视的宗族姓氏，到了社会底层人物吴摩西这里，在无法承受的生活重负面前，变得像鸿毛般无足轻重，可以随意更改。与余华《活着》里的福贵一样，吴摩西的人生历尽艰辛，围绕着三个字“活下去”而展开。当然，小人物也有喘息的时候，在他稍稍安定下来，有了一个家庭、一份职业、一个养女以后，便想要更多的东西，简而言之，是从与他人的话语沟通中获得理解、认同和尊严，我以为这就是书名《一句顶一万句》的由来。

自然，在斤斤计较、尔虞我诈的成人世界中，吴摩西终其一生，也没有寻找到可以说得上话的人，他想要的温暖和慰藉，如镜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即，只有五岁的女儿巧玲能跟他说几句简单的话。一个成人和一个幼儿，即便说话，又有多少内容呢？又怎么能双向交互与深刻理解呢？这种对话所表达的关系，本身就可怜、畸形。当吴香香与邻居老高私奔，女儿巧玲被人拐骗失踪，吴摩西这只骆驼，被最后一根稻草所压垮，不得不离开延津。他要去其他地方寻找，找的不是话不投机的吴香香，而是对自己无比依赖和信任的孩子巧玲。

《出延津记》明显是有象征意味的，作者的灵感来自《出埃及记》，吴摩西为了巧玲那一点微弱的安慰，毅然走出了冷漠与苦难之地延津，踏上了漫漫跋涉之路，没有回头，亦不知所踪。

吴摩西出走，上半部结束。

下半部开篇，主人公是牛爱国。

牛爱国的母亲曹青娥，就是当年被拐的女孩巧玲，后来辗转嫁到了山西沁源县。曹青娥有一个愿望，寻找养父吴摩西。通过曹青娥这条线，上下两部藕断丝连，牛爱国与吴摩西也有了交集。作为一个家庭妇女，丈夫和四个子女占据了她的一生，曹青娥直到患癌症死去，也没能回老家延津一趟，自然也未再见到吴摩西，多亏儿子牛爱国帮她实现了这个愿望。

牛爱国与吴摩西经历十分相似，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工作动荡，收入微薄，与朋友一个接一个地疏远，与妻子感情不和，从未感受家庭的温暖。他们的性格也一样怯懦，在妻子与人私奔后，审时度势，都选择了忍辱负重，生活中充斥着苦闷与灰暗，无人倾诉，也无法排解。这些小人物，一边挣扎在生活的洪流中，一边拼命企图摆脱孤独，不停地逃离和寻找。这一逃离和寻找的过程，被小说简化成寻找“能说得上话的人”。

小说中有一段话，描写吴摩西到火车站找巧玲，“成山成海的人，不知他们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成山成海的人，自己竟一个也不认识。”他又想起师傅老詹，老詹曾经说：“人信了主，就明白自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吴摩西并不信主，没有心灵的皈依，关于自己是谁，要到哪里去，自始至终也没有得到解决。

生命仿佛是一种轮回，吴摩西从河南延津出走，牛爱国又回到河南延津，一来一往，周而复始，绵延了百年，几代人在孤独中苦苦寻找，寻找亲情、友情、爱情，寻找温暖、慰藉，寻找说得上话的人。可惜，要么从未获得，要么仅仅昙花一现，终究无法长久拥有。牛爱国的苦闷、迷惘和执着，与吴摩西如出一辙，似乎人类心灵的彷徨与无依，从未随着时间流逝而改变。

小说就这样在没有结局的寻找中结束了，老詹提出的问题，没有答案，吴摩西和牛爱国的人生苦痛，也依然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延续着，不断上演，不可纾解。阅读的体验依然是压抑和郁闷的，看不到一点亮色，仿佛迷失在无边无际的雾霾与沙尘中。

想起鲁迅的《狂人日记》。狂人在黑暗的夜里，不停地思考、剖析和反省，从社会，到个人，然后写下日记，叫人警醒。而在《一句顶一万句》中，除了信教的老詹，所有人都麻木不仁，无意识地生存在世上，所有的思考，仅限于满足食欲、物欲、情欲和权力欲，与一群蚂蚁并没有太大分别。即使作者通过老詹和吴摩西的对话，强行迫使人思考某些形而上的哲学问题，也并不能让其他人物的灵魂有些许触及，这依然是一篇现实、世俗、庸常、低到尘埃中的小说。

小说中有众多配角，上半部的人物塑造，比下半部要鲜明有趣得多，也就是说，越靠近现在，人物与日常的我们越相像，越缺乏个性，越无聊，越面目模糊。不可否认，这些人物都有自己的个性与心机，也有不少或风趣或辛辣的语言，令人不时会心一笑，但通篇看来，不过是苦中作乐罢了，没有改变整体上灰暗和庸俗的实质。

我以为，人们之所以愿意亲近文学，很重要的一点是，文学不仅能够在揭示现实的基础上，抒发对现实的不满，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逃避现实，创造更高远更美好的梦想，在精神层面上引领并提升读者。如果文学永远只是在生活的最底层匍匐而行，将那些使人窒息的现实一五一十记录下来，最终目的是把人们拉回现实，迫使大家牢记生活的苦难、庸俗、猥琐和忙碌，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呢？文学的美感被破坏，文学的高度被削减，文学变得平庸、尖刻、市侩，充满了阴谋与算计，像僵尸一样没有灵魂和思想，让人看到就泄气、绝望、虚无、痛苦，那又有什么意思？

从这个意义上，我不喜欢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正如我也不喜欢余华的《活着》，这类小说的视角过于现实，让人只能平视，无法从苦难与庸俗中脱身，即使时不时祭出“孤独”“生活”“去向何方”这样的字眼，也只是点缀而已，没有企及真正一流文学作品的高度。在这一点上，西方文学大师要做得更好。

想起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妄加揣测，这也许就是《一句顶一万句》创作灵感的源头，实在是因为“百年”“孤独”“轮回”“家族”这些字眼所代表的因素太具有相似性了。再看刘震云笔下的百年，与马尔克斯的相比，逊色不是一星半点，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句顶一万句》完全脱离了时代背景，刘震云大刀阔斧舍弃了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对普通人的深切影响，而只把目光聚焦在人与人的互动关系上。他笔下的人物，根本看不出所处的时代，仿佛是丑化版的桃花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无一关注时局并参与社会活动，个个盯紧利益，蝇营狗苟，甚至不如《阿Q正传》里那些懵懂无比、喜欢看杀头、只知道中华民国要剪大清鞭子的乡间农民。实际上，《一句顶一万句》里的百年可不像小说中描述的那样，只是时间延续和家族繁衍，更是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又继续推进至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亿万中国人民推翻帝制、抗击日本侵略者、取得国内战争胜利、成立新中国、推行土地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开展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拨乱反正，直至改革开放。然而，这些与所有人命运息息相关的东西，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完全看不到一点影子，这部小说及其人物，也因此显得分外单薄、游离与狭隘。

至于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到底是不是真的名至实归，相信时间会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