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看《一句顶一万句》之前，我以为孤独是识文断字人的专利，总觉得有过文化熏陶的人，理性思考的深刻，能把孤独从心底拔出来，能够更加敏感地觉知，理性地表达。看过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之后，才发现自己认知的偏差，孤独是我们身而为人活着的专利，是生命的底色。跟人外在的受教育程度，身份地位无关。人生的表现形式因人而异，呈现千姿百态的模样，可“孤独”一词却像扎根生命深处的共有规律，没有人逃得脱，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带着深埋心底的孤寂，过着表面上所谓的热闹生活。
《一句顶一万句》是自己第一次从微信读书上看完，不像纸质文本的阅读，可以用笔勾画。为了加深印象，不至于雁过无痕，趁着余热，尽力写下自己的肤浅感受。
用最直白的语言说最实在的话
《一句顶一万句》从头读到尾，没有一个生僻字。简单的文字在刘震云笔下，通过不断的排列组合，连成最简单的语句，干净利落，白话通俗。接地气的语句又连缀成篇，完成一篇中国大地上卑微生命的恢弘乐章。
一边读一边感叹刘震云遣词造句的深厚写作功力，那样简单明了的字词，怎么可以写得这般行云流水，生动形象。又不得不叹服中国汉字的神奇魅力，竖直横平的方块字，因组合方式不同，却能呈现出波起浪涌的万千气象。好作家就是这样，他们胸中有山壑，思想千斤重，下笔却举重若轻，写出直抵心灵的文字。
《一句顶一万句》里直白的语言文字，不经任何修饰，从黄河岸边的延津滚过，一身沙土，一路风尘，跟随着主人公，走出了河南，滚进了山西和陕西。可读者不觉得这文字有多土，反而在厚厚的尘土下面熨帖着心灵，写到生命的根处，带着底层劳苦大众的喜怒苦乐，读之共鸣处的感受，不是小说中虚构的人物的，是你我共同的生命情感和体验。
作者写传教士老詹让老曾信教，老曾说自己跟主连袋烟的交情都没有，信他干什么。基督教义里的高深，被杀猪的老曾消解与无形，幽默和讽刺，让人忍俊不禁。写老范的老婆银屏喜欢沾人便宜，“逛一趟集市，买人家几棵葱，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写小韩县长下台，“歪嘴骡子卖了个驴价钱，吃了嘴上的亏。”类似这样的生活化语言，作品里俯拾皆是，“现栽苗现浇水”、“东一葫芦西一瓢”……
新乡的名人不多，作为一个老家属于新乡的人，自打读大学开始就知道刘震云的大名。说来汗颜，《一句顶一万句》是自己看的刘震云第一部作品，还是被作品里浓重的方言土语惊喜着震撼了。“喷空”、“瞎白话”、“茬口”、“栽嘴儿”、“顺头流血”、“铁耙打坷垃”……原来最亲切最富生命力的语言，是老百姓口里的话语，那是他们的生活和人生，能捕捉到，并且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是对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最大的考验。《一句顶一万句》就是用最朴实直白的语言说着大实话，写尽老百姓最鲜活的生活。
人生难得遇上“说得着”的人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一句顶一万句》里所有的人都在找那个与自己能能说得上话的对方，不是那种面上的说，而是切切实实走进心里，能与自己同频共振，互相排解的“知音”。可现实是能找到这样的人太难了。
亲人不亲，朋友不近，师徒闹掰，夫妻异心。整部作品里，从走出延津的吴摩西老一辈，到回到延津的牛爱国年轻一代，几乎没有知心的朋友与和睦的夫妻。
朋友不过是憋闷时找个话伴儿，唠一唠，唠多了却又词不达意，曲里拐弯心里生出嫌隙，朋友也分道扬镳。开篇的老杨和老马是这样，大家都以为他们是好朋友，可是老马看不上老杨，老马一边给老杨出着主意，一边看不起老杨。老曾和杨百顺，最亲的师徒走着走着成了陌路人，牛爱国和冯修文因为十斤猪肉，朋友最终没得做。
如果说朋友、师徒一层只是“外人”，那每日同床共枕的夫妻，却是比“外人”还要外的搭伙过日子。作品里的夫妻让人看着满心绝望和丧气，没有一对儿圆满的夫妻，所谓的夫妻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称呼。两人之间隔着千山万水的距离，外人眼里看似两人过着和气平淡的小日子，内里却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为了把日子过下去，隐藏着每个人的屈就与不甘。而且作品里每对夫妻里的男人在作者笔下都变成了沉默寡言的“可怜人”，被妻子的喋喋不休，自作主张压迫得无言以对。（想不明白为何刘震云要把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的关键，都归化为以男人的沉默消停来取得和解）
这样的夫妻关系无疑是危险的，一旦爆发，就会是一场人生的大地震。吴摩西和吴香香说不着，吴香香跟老高私奔了，吴摩西为了找，把巧玲丢了，从延津跑到了咸阳。庞丽娜和牛爱国说不着，跟着姐夫老尚私奔了，牛爱国为了找，从沁源回到了延津，到作品结尾，心还没定下来，不知道会落脚何处。
《一句顶一万句》的基调是悲凉的，悲凉的根源在于作品中的所有人，从男到女，从少到老，穷其一生，找不到一个自己能说得着话的人。不需要话说的多么有用，有价值，只是需要说的时候能心平气和地，不会心存芥蒂地慢慢道来，心里的烦闷解了，襟怀坦荡，各忙各的。而不是说完了，九曲十八弯，总能找出错处与委屈，钻进牛角尖出不来。
可细细想来，这又是人的本性。我们看着作品，想着自己，谁又能说，自己这辈子遇到了“知音”。生活的阅历让我们明了，活一辈子真正遇到一个跟自己能说得上话的人，真的很难。在本质上，我们与吴摩西、牛爱国并无不同。
生命的强韧与宽厚
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都喜欢塑造底层人物，展现底层劳苦大众生活里的苦难。我想可能是底层民众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苦难，更容易把人类强劲的生命韧性呈现出来，让我们看到苦难生命里的宽厚与悲悯。
在生存面前，一切都是小事儿。“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杨百顺从无爱的家里逃出来，吃尽了生活的苦，可依旧顽强地活了下去。为了生存下去，他几易其名。杨百顺的生活让我们看到，除了生死一切都是小事。他跟着老曾学杀猪，跟着老蒋学染布，沿街挑水打零工，去县衙给老史种菜，不过是换一种生存方式，让生活能过得下去。对他来说，内在的意义并无什么不同。为了混一口饭吃，他可以违心地成为老詹第九个信徒，从杨百顺改名杨摩西。同样为了生存，他可以入赘吴香香的“吴记馍坊”，直接将姓杨改为姓吴。
如若不问动机，只看一个结果，杨百顺会被认为是一个“软弱”的不幸男人，可是一路跟着杨百顺曲折的经历走下来，我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苦难面前的不屈不挠，无论何种境遇，都能顽强地活下去，卑微生命里蕴藏的强劲力量奏响生命的和弦，足以穿透人心。
还有曹青娥，她的原名叫巧玲，是吴香香抛弃的女儿，是吴摩西走丢的继女，5岁的她被人贩子过了三道手，从河南新乡卖到了山西沁源，依旧结婚成家，生儿育女，抚养后代，撑起一个家。无数次生活的不幸，积累起生命的厚度，让生命有了诗意的悲壮美。
苦难对生活是磨难，可对生命是馈赠。从苦难生活里走出的人生，又赋予生命一种宽厚和豁达。传了一辈子教的老詹，以叔的名义给杨摩西建议，“遇到小事，可指望别人；遇到大事儿，千万不能把自个儿的命运，拴到别人身上。”吴摩西老婆跟人跑了，他只给自己十天时间，第十一天便要振作起来。并且告诉自己，“街上怎么说，那是街上的事儿；自己怎么做，才是自己的事儿。”曹青娥跟儿子牛爱国说，“我活七十岁，明白一个道理，世上啥事都能挑，日子没法挑。”“我还看穿一件事，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
这是一群生活在最底层的人，经历生活的重重劫难后，悟出的人生真理。他们用这样的哲理指引着自己，让卑微的生命穿越暗沉沉的阴霾，发出耀眼的光芒。借助这点光芒，让我们反思自我，审视生活，追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深埋心底无解的孤独
《一句顶一万句》从河南到陕西，从山西到河北，再到山东，写了无数个人。本来互不相干的人，牵三挂四，通过各种关系联系起来。表面看热热闹闹，其实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分开、找寻、相聚，走了那么多的路，说了那么多的话，却还是找不到跟自己说得着的人。父子说不到一起，夫妻无话可说，朋友说着说着就闹掰了。因为“每个事情皆有原委，每个原委之中，又拐着好几道弯。”许多事看似讲道理，可说着说着就成了两件事，三件事……总之已经不是原来的事儿。不管是说者的词不达意，还是听者的别有深意，人与人之间始终有道隔阂，这道隔阂成为朋友是否过心，夫妻是否交心的标准，将人内心深处的孤独永久隔离。
生活有无数种，人有千百样，可人内心的孤独是绝对的，永恒的。无关身份地位，无关人种国籍，无关时间流逝。
延津换了三任县长，每个县长都有自己的怪癖，老胡喜欢木工活，小韩爱说话，老史喜欢与男旦手谈。实质上身居高位的他们与杨百顺喜欢罗长礼的喊丧，与老鲁喜欢从脑子里走戏并无不同。他们都是为了摆脱孤独采取了不一样的方式。同时，孤独并非只是中国人的“专利”，意大利籍的传教士老詹，从年轻小伙到古稀之年，只发展了九个信徒，最后死在和尚的破庙里。
因为这无法消解与摆脱的孤独，让人读得心生悲凉。杨百顺与老杨的父子情只是一种血缘关系，杨百顺与老曾和老詹的师徒情只是一种生存关系，作品中所有的夫妻情不过是一种契约关系。因为孤独，人与人之间的“情”断了，只剩冰冷的社会关系。为了摆脱这种冰冷，每个人都试图自救，结果全是徒劳。上辈人的故事随着吴摩西的离开而暂停。
到了牛爱国，时过境迁，故事从河南移到了山西，物非人亦非，可孤独还是如影随形。曹青娥临终的意思儿女不懂，说了一辈子话，最后以失语的方式告别了人世。牛爱国从甘肃当兵到退伍回家，朋友横跨河南、山西、河北、山东四省，需要的时候却无一个可心之人。
吴摩西和牛爱国与其说是为了找人出走，不如说是为自己内心的孤独找个答案。吴摩西从延津出来落脚咸阳，牛爱国从沁源出来回到了延津，冥冥之中两个人巧合的命运殊途同归。人间绕了一圈儿，孤独还在那里，让人心烦意乱，走到咸阳更名为罗长礼的吴摩西已经离开，牛爱国还在寻找，何地才是心安处，我们又何尝得知。
这永恒的人生的孤独呀，令人绝望。可《一句顶一万句》让我们明白：人生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彻底消解孤独，而是明知孤独无解，却还义无反顾地努力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