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回老家，母亲在饭后拿出一包大爷爷的遗物交给我，并特别说明是老人临终前的意思。这是我第二次见到这条灰布口袋，包裹里除了一堆六七十年代的钢镚外，就只剩下些红红绿绿的小本子。有厚实的《毛主席语录》，保存完好的《党员证》《党员缴费证》《自行车驾驶证》，那个年代骑个自行车还要考驾照，我不禁哑然失笑。一张1954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地址竟然是在老家200公里外的狼山。一本《士兵证》，从小跟着大爷爷一起生活的父亲和三伯看后也面面相觑，从没听人说起过他还当过兵。

在我印象里大爷爷总是坐在炕台上抽着烟，用废纸卷好烟叶，再用舌头沾着唾沫舔一舔，于昏暗无光的小屋里近乎贪婪地吮吸着。这间小屋本是有窗户的，可不知从何时起糊上了一层厚厚的报纸。小屋只有十几平，地板是裸露的红色砖头，中间盘着一方土炕，左边架着烧火做饭的炉灶，右边放着个红色的大木箱，那箱子常年上着锁。

他孑然一身，无儿无女。打我记事起他就跟着父亲一起下地干活，无论苦重苦轻从来都是不声不响。吃饭时总喜欢一个人蹲在角落里，够不够就一大碗，吃完起身便走，逢年过节也照样如此。有一年春节，父亲因为这件事情大发雷霆，搬起一桌子年夜饭，带领着全家老小满院儿里追他，他蹲在哪就把桌子架到哪。

比他小五岁的爷爷，曾无数次在田间地头指吼道：“你能不能活得体面些！”我有好几回就站在不远处的堤坝上，不知不觉地攥紧了拳头。看着他沉浸在黑色的树荫下，跟土地和庄稼长在了一起。蚊虫围着他头上辨不清颜色的毛巾肆意地飞舞着，他转身拿起镰刀又不声不响地钻入了葵花林。

村里上了岁数的老人都像一尊尊泥菩萨，整日蹲坐在墙根下晒太阳，他却只会在院儿里翻来覆去地鼓捣那辆年代久远的自行车。车身倒立在铺好的蛇皮袋上，耳朵贴着轴承，双手转动着两只轮毂，不厌其烦地拨弄着发条的松紧。下地干活时他却从来舍不得骑，只有等到公社召开党员大会时，他才会从车棚里小心翼翼的推出来。那样的日子似乎总是晴天，阳光洒在他深灰色笔挺的中山服上，胸前的党徽鲜艳夺目，他像是突然换了一个人，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开完会回来他也总是一副心情愉悦的状态，时不时还能拎回个崭新的保温瓶，说是因为缴纳党费积极，公社特别奖励的。

他走时悄无声息，睡了一场午觉就再没醒来。我和弟弟跪在灵前一直谈笑到天亮，没有丝毫的难过，我们只是在村里人来的时候，表现出满目哀伤，没有人教导过我们，就是觉得那一刻应该这样。父母竭尽全力将他的后事办得风风光光，沾亲带故的女人们也一直守在那里，哭累了就坐下来聊天，到点了就继续卖力地哭。下葬的清晨大雾弥漫，一路上鞭炮不断。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识生死，当一切烟消云散，归于平静，世上便再没有了这个人。

大爷爷的红色木箱在他走后的第八天终于打开了，满满一箱子保温瓶整整齐齐的码放在那里，其中一个里面还满满地装着一壶“索密痛”。没人知道他生前哪里疼，他从没对任何人说起过。最下面放着的就是那只灰布口袋，那料子我一眼便辨认出来，是深灰色中山服两侧的口袋，是他去公社开会时常穿的那件。母亲在众人瞩目下庄重的拿给我，我没等她把话讲完，便斩钉截铁地说：“我不要！”

转眼间他已离开了十多年，我也从一个毛头小子跨入了而立之年。这些摊在桌子上红红绿绿小本子，它们的主人，真的是那个只会坐在炕台上抽烟，永远选择蹲在角落里的老人吗？为了满足好奇心，我把电话打给了搬到城里的爷爷，老早年的旧事，那张神秘的地契、无人知晓的《士兵证》，我相信一定会水落石出。

然而，电话那头的爷爷似乎什么都忘记了，只说他那窝囊的哥哥年轻时就入了党，还当过十几年的大队书记。母亲笑着跟我说：“你爷爷现在连自己亲妈的名字都忘了，问也白问”。一句说笑却如同当头棒喝，我也是此时看到桌子上的证件才忽而记起大爷爷的名字。

那栋十几平的泥坯房已经垮塌了，年后父亲打算把它彻底地拆除，以免小孩儿们在附近玩耍时发生意外；那辆他心爱的自行车也被当成废铁早已变卖。现在除了这只让我收起来的灰布口袋，这个院子里将再也找不到关于他的一丝痕迹，即使他曾经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

清明节，我和两个弟弟照例去给他上坟，还特意准备了他生前喜欢的纸烟和蜂蜜蛋糕。他就葬在那条去大队公社的路旁，他曾无数次从这里经过。

（本文曾刊登于西藏日报副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