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庄（约836年－910年），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他是晚唐著名的诗人、词人，“花间派”词坛的鼻祖之一，代表作有史诗长篇《秦妇吟》、词集《浣花集》。在政治上，他曾位极人臣，官至前蜀宰相。
在文学史上，有一个延续千年的谜题：韦庄凭借长诗《秦妇吟》声震海内，被世人称为“秦妇吟秀才”，可为何他在晚年大权在握时，竟动用一切力量搜缴、销毁这篇成名作，甚至立下家规禁止子孙传阅？这首记录了盛世坍塌瞬间的奇诗，究竟触碰了怎样的政治禁忌，又藏着他内心深处怎样无法愈合的伤口？
公元836年，当韦庄出生在京兆杜陵时，大唐这棵参天大树已经从根上开始腐烂了。虽然他姓韦，出自那个“城南韦杜，去天五尺”的顶级门阀，但到了他这一辈，家族的荣耀只剩下祠堂里落满灰尘的牌位。韦庄的童年，是在一种“清贫的骄傲”中度过的。
年幼的韦庄有个习惯，无论冬夏，读书时总要在书案旁放一盆清水。并非为了净手，而是当他读到激昂处心浮气躁，或读到心酸处泪眼婆娑时，就盯着那盆水看，直到心境平复。这种近乎冷酷的自律，其实源于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父亲早亡，家道中落，他唯一的出路就是那面被无数人挤破头的独木桥：科举。
但他运气极差。他像个倔强的影子，徘徊在长安的考场外，屡战屡败。那时的他，性格中带着典型的文人孤傲与愤懑。他在早期的诗作中写道：“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这时候的韦庄，还是个旁观者，他冷眼看着朝廷的腐败，心中虽有对家族复兴的渴望，但更多的是一种怀才不遇的苦涩。他可能从未想过，这种“冷眼”很快就会被灼热的战火烧成终身的噩梦。
公元880年（广明元年），是改写韦庄命运的节点。这一年，他四十五岁，依然在长安应举。黄巢的起义军如决堤的洪水般冲进了这座千年古都。皇帝仓皇出逃，而韦庄，由于贫穷和行动迟缓，被困在了城中。他亲眼目睹了那个如人间炼狱般的景象：昔日繁华的朱雀大街变成了修罗场，曾经锦衣玉食的贵胄在断刃下哀号，饥民在废墟中挖掘草根。
在这场动乱中，韦庄失去了与家人的联系，自己也一度陷入绝境。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他躲在一个漏风的残垣后，听着远处叛军的马蹄声和女人的哭喊声。就在那样的时刻，他遇到了一位流离失所的女子。两人的交谈，或者说是一种同命相怜的倾诉，构成了《秦妇吟》的灵魂。他并没有选择躲避，而是像一个孤胆记者一样，用颤抖的手记下了这一切：
“蓬蒿满眼但荒丘，昔日繁华竟何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这不仅仅是一首诗，这是一份沾血的证词。韦庄在这场危机中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他没有在那场大屠杀中精神崩溃，反而将痛苦淬炼成了文学的锋芒。当他后来终于逃离长安，辗转南方时，这首诗已经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大江南北。这种机遇是残酷的——他用一个王朝的葬礼，换来了个人的名满天下。然而，这种成名带来的不是快感，而是沉重的负罪感。他为什么后来要禁毁此诗？或许是因为每一行文字，都会让他重新嗅到长安城里焦灼的尸臭味。
逃出生天后的韦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如果说前半生他还是个追求功名的传统文人，那么余生他则变成了一个极度的现实主义者。他看透了唐王朝的不可救药，开始寻找真正的“明主”。
关键的抉择出现在公元890年左右。当时他在江南漂泊，生活虽然安定，却难有作为。这时，占据蜀地的军阀王建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去，还是不去？去，意味着要为一个草根出身的军阀效力，在正统文人眼中，这多少有点“自降身段”；不去，则只能在乱世中做个朝不保夕的流浪诗人。
韦庄没有犹豫太久。他敏锐地察觉到，中原已经烂透了，而蜀地闭塞安全，王建虽然出身微贱（曾是驴贩子），却有礼贤下士的格局。在入蜀的路上，他曾在一个深夜独自对着地图沉思。据史料记载，他当时对随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天下将大乱，惟蜀可栖。”这不是一个诗人的感怀，而是一个战略家的判断。
入蜀后的韦庄，展现出了旁人难及的行政才干。他不再仅仅是那个写“春日游，杏花吹满头”的翩翩公子，而是一个在公文与谋略中穿梭的政治家。他辅佐王建开疆拓土，制定律法。在面对复杂的派系斗争时，他表现得异常冷静甚至冷峻。有一次，王建想处死一名直言进谏的将领，众人皆噤声，韦庄却平静地走上前，没有长篇大论地讲仁义道德，而是剖析了当下的军事利弊，让王建瞬间冷静下来。这种智慧，是他在长安废墟里捡回来的——在死亡面前，所有的情绪都是多余的。
要理解韦庄，必须看清他性格里的“双重面孔”。一方面，他是极其感性的词人。他的词里充满了“当年、旧梦、离愁”，那种细腻的忧伤，即便隔了一千多年，依然能击中读者的心。这种深情是他对美好逝去的一种无声祭奠。他在《菩萨蛮》中写道：“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这背后的心境是何等凄凉——因为故乡长安已经回不去了，只能强迫自己爱上异乡。
另一方面，他在现实中又极其理智，甚至有些“自私”。这种自私并非损人利己，而是一种对生存秩序的极致追求。他劝王建自立为帝（即前蜀高祖），这在法律意义上是背叛了大唐。作为一个受过传统教育、曾为大唐官员的人，他为何能如此果决？
因为他坚守的价值观不再是“忠于某个家族”，而是“终结乱世”。他亲历过黄巢之乱，深知无序的破坏比僭越的统治要恐怖万倍。他之所以在晚年毁掉《秦妇吟》，最深刻的原因或许就在于此：那首诗描绘了太多的混乱与黑暗，而他现在要做的是建立一个新的、稳定的政权。他需要的是赞美与祥和，而不是唤起民众对动荡的回忆。这是一种近乎残忍的克制，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文学巅峰，以此来成全他的政治理想。
公元907年，唐朝正式灭亡。同年，在韦庄的筹划下，王建在成都称帝，建立前蜀。韦庄被任命为宰相（同平章事）。
他在这个位置上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他主持修建了成都的王宫，仿照的是他记忆中大唐的模样，这在文化上延续了盛唐的血脉。他制定的开明政策，使得蜀地在五代十国的战乱中成为了一片难得的“世外桃源”。当时的文人学者纷纷入蜀避难，客观上保护了中国文化的火种。如果没有韦庄对秩序的执着，成都或许也会像长安、洛阳一样，在战火中沦为一片焦土。
在文学上，他与温庭筠并称“温韦”，开创了花间词风。他的词虽然不像《秦妇吟》那样厚重，却以其明丽自然的影响了后来的冯延巳、李煜，乃至宋词的繁荣。他用那种略带忧伤的笔触，为后世留下了一种处理痛苦的审美方式：既然现实无法改变，不如将痛苦化作一盏茶、一朵花，在文字中求得片刻的宁静。
公元910年，韦庄在成都浣花溪畔的寓所里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享年七十五岁。这在动荡的唐末，已是罕见的长寿。
临终前，他是否还记得那个在长安雪夜里哭泣的秦妇？是否还记得自己曾亲手烧掉的那些诗稿？他的一生，得失参半。他得到了权位，保护了百姓，延续了文化，却也背负了“事伪朝”的骂名，亲手割舍了自己最真诚的创作。
他是一个极度复杂的人物。他有文人的清高，也有政客的圆滑；他有对大唐最深的眷恋，也有对现实最冷的决绝。他像一棵生于盛唐末年的古松，虽然经历过最狂暴的风雨，树干早已扭曲，却依然扎根在废墟之上，为后人撑起了一小片绿荫。他的一生告诉我们：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个人的坚守往往不在于你能否战胜时代，而在于当时代崩塌时，你是否还有勇气在废墟上重新垒起第一块砖。
韦庄死后不久，人们在他留下的《浣花集》里，读到了他一生的底色：那是一种在看透了幻灭之后，依然选择优雅活下去的执着。正如他在那首著名的《金陵图》中所写：“谁谓伤心画不成？一片愁罗扑面生。”他的一生，就是一幅用血泪与汗水交织而成的，最真实的晚唐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