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是定居英国的波兰社会学家，独特而丰富的生命体验，尤其是流浪知识分子身份，使得鲍曼对知识分子角色转换具有相当的洞察力。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差异：理解世界。
在知识分子实践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对立首先体现为理解世界的差异。
1. 现代性。
（1）世界是有序的整体，事件有正确的解释，正确解释是用于预测和控制的工具。
（2）批评标准来自于普遍性的实践，而非“地方性的传统”。
2. 后现代性。
（1）世界上存在无数种相对自主的实践，因此存在无数个秩序模式。
（2）批评标准来自于特定传统，由“意义共同体”的习惯和信仰来确证。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差异：理解知识分子工作的本质和目的。
鲍曼认为在启蒙时代权力与知识结合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概念才得以确立，这种结合乃是现代性的显著特征。
1. 知识分子的典型现代性策略——立法者。
（1）知识分子作出权威性的陈述，进行有约束力的仲裁。
（2）知识分子拥有更多、更高层次的客观知识，由此确保程序规则和评判结果的普遍有效性。
2. 知识分子的典型后现代性策略——阐释者。
（1）知识分子在基于不同传统的知识体系之间充当翻译者。
（2）知识分子通过维护两个系统之间的微妙平衡，确保信息不被扭曲且被人理解。
当代知识分子的信心危机。
知识分子遭遇立法者角色的深刻危机，产生“集体多余”的对应性体验。
1. 知识分子找不到发表权威性陈述的场所，他们的功能和权力被受过教育的技术性官僚没收。
2. 世界并未产生如知识分子所希望的普适性的社会组织模式，知识分子回归立法者角色的期望破灭。
知识分子的用武之地——共同体。
共同体即传统或生活模式，鲍曼认为共同体正在取代理性和普遍真理，知识分子应在共同体内寻找职业角色。
1. 共同体内部——充当立法者。
2. 共同体之间——充当阐释者。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共存。
1. 鲍曼认为两者之前不存在超越和替代，也不存在发展的先后顺序。
2. 鲍曼关注两种模式出现的社会条件，以及对知识分子策略的影响。具体社会条件如下：
（1）西方工业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变化。
（2）西方社会组织方式变化。
（3）西方社会知识地位和知识生产方式变化。
（4）知识分子本身生活方式变化。
后现代与美学。
鲍曼认为高雅文化原本是知识分子堡垒内部最坚固的防线，但知识分子在这个领域的权力也被剥夺了。
1. 消费社会将价值变成商品属性，市场担负起价值判断的角色，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被剥夺。
2. 代表庸俗文化的中产阶级将金钱权力与才智权力并列，并将后者变得空虚和无效。
3. 宏大叙事丧失连贯性和可信性，小叙事爆发式增长，面对日益多元化的现实，知识分子只能放弃追求终极价值，转向实用主义的谦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