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平原的清晨总在麦秸燃烧的焦香里苏醒。
在苏北徐州和山东接壤的那一片地方，旱田比较多，不太适合水稻生长，所以人们通常不太吃米饭，常吃一种用小麦制成的主食——那就是煎饼。这种食物状如圆盘，薄如纸，色焦黄。虽然没有馒头和包子看上去光洁白净，也没有面包香甜可口。放置一段时间后再嚼起来扯着腮帮子疼，咽下去喇嗓子，又干又硬，实在算不得什么美食，可是作为当地的主食，到如今人们对它的热爱几十年如一日从没消退过。
徐州人的牙口硬，咬肌发达，什么硬的东西都能嚼烂，多半是由于打小吃煎饼反复咀嚼训练出来的。
这种乡野间的食物制作起来倒也不简单，而且颇花些功夫。一个乡下人家一年四季餐桌上的主食都靠它。
在乡下这项活计通常是由女人来完成的。那个时候谁家的闺女到了适婚的年纪，媒婆准会问一句“会不会烙煎饼”，在当时会烙煎饼，这是闺女说婆家必备的技能。要是谁家的闺女偷懒，出嫁以后准要露马脚。我曾听母亲讲起本村刚嫁过来的新媳妇，因为不会烙煎饼，竟然躲进了玉米地里，让家里一顿好找。当然现在的媳妇不会有这样的窘境了。
我母亲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做起手工活来都是得心应手。要做多少煎饼，头一天晚上要准备多少麦子，她都有准头。麦子要先倒入盆里淘洗两三遍，再把漂浮在水面瘪的麦子挑出去。母亲做这一步的时候最仔细了，她弯腰的弧度如虔诚的信徒，用粗糙的劳作，完成精细的修行。
麦子淘洗好了，要挑着单子赶在天没亮的时候去村里的机械磨坊，我们这个村子前头和后头各有一户磨坊，赶着去的人家早早地就排起了队，等到两大桶麦子全部磨成糊状，天已经蒙蒙亮了。
烙煎饼是个实打实的技术活，煎饼吃起来口感如何，全在厚薄适中。如果烙的厚了，放置一段时间后像吃凉透的死面饼，难以下咽；太薄了，又粘在一起，容易破掉，这些诀窍全在每一个主妇的手上。
烙煎饼的鏊子是生铁铸的，敦厚如沉默的老龟，三条矮脚被岁月磨得发亮。底部早就长年累月被熏的黢黑，鏊面黑亮油光，鏊子底部通常要用麦秸这样的软柴加热。第一勺面糊落在鏊心的瞬间总伴随着"滋啦"一声欢叫。母亲执一柄竹片，手腕轻轻一转，手里挥着竹片上下翻飞，乳白的浆液便舒展成完美的圆。像是一个技艺娴熟的指挥家，她手腕翻转的弧度，仿佛带着旧时光里沉淀的笃定。早就熟谙这一切的女人家心里明白，这个时候手上的动作要连续且力度均匀，必须一鼓作气，否则就堆成一块疙瘩，影响口感。这样烙出的煎饼薄厚薄均匀，等到鏊边渐渐泛起金边时，母亲用竹片轻轻一挑，金黄的圆便飘起来，麦香便在这烟火间弥漫开来了。烙煎饼是个辛苦活，冬天坐在灶房里暖烘烘的，还能忍受，到了夏天热气弥漫，火舌舔舐鏊子的腹部，铁器受热时辐射的热浪，如同一个巨大的火球，人就像坐在蒸笼里，大半天下来不光是汗流浃背还腰酸背痛。
做煎饼的原料除了小麦，还有一种是在小麦的面糊里掺一些红薯粉，这种煎饼爽滑可口，嚼起来有弹性，我也最爱吃。每次母亲都会在煎饼上 打上两个鸡蛋，撒上些葱花和椒盐给我们当零嘴。酥脆的口感在齿间碎裂，迸出麦子经年的阳光。
外乡人很难明白煎饼于苏北人的意义。嫁女儿要往陪嫁箱里塞九十九张煎饼，取"久长久远"的好彩头；远行人背上的包袱里，总有用油布裹着几张煎饼，干燥的饼身能扛住数月的奔波。我上学住校那会，每个星期都要带一包煎饼，母亲还会特地熬一些花生酱装在罐头瓶里，那是我一个星期的伙食。
这些年返乡，每次都要带几包煎饼带回苏州，只不过现在没人再受着烟熏火燎的罪，超市里售卖的机器煎饼，整齐划一，一包一包整齐地排列在货架上，口味也比之前要丰富了许多，不只有小麦的，还有豆面的、玉米面的。而那个淬满了灶火气息的老鏊子，也固执地躺在了墙角吃灰。
有时候摸着生铁上的包浆，感觉尚有往日的余温。柴火烧出来的暖，是能钻进面里去的。那些细密的气孔里，住着麦苗拔节的脆响、柴火噼啪的密语，以及所有未曾道别的晨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