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雾重重，我们对隋炀帝杨广的认识比较模糊。

他是隋朝第二位皇帝，是继夏桀、商纣后，又一个 背负“暴君”“昏君”之名的帝王，其负面形象由来已久。《隋书》《北史》《唐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读通鉴论》等史籍无不对其好大喜功、纵情声色、暴虐无道、劳民伤财等行为大加伐挞。

然而，也有史书认为，他在位期间，在前人修的众多运河基础上疏浚兴修大运河，营建并迁都洛阳，改州为郡，又改度量衡依古式，西征吐谷浑，三征高丽，精力充沛，勤勉进取，给予了较为中肯的评价。

隋炀帝杨广，是功是过？穿越历史，我们看一看想做明君的他因何却成了昏君？

隋炀帝杨广有弑父的罪名。

604年，隋文帝杨坚病重期间，错信独孤皇后，废太子勇而立杨广，重用杨素。《隋书·炀帝传》载：“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皇帝位于仁寿宫。”对隋文帝之死也仅是一言带过。

但据《隋书·宣华夫人传》载：杨广在杨坚病重期间，调戏侮辱宣华夫人。杨坚得知后，大怒，欲重新传位废太子杨勇。张衡等人连夜采取措施，才有了杨坚突然暴毙的结局。

杨广虽然不是杀害隋炀帝的直接凶手，无疑将隋文帝之死与杨广、张衡、杨素等人有关，而引发隋炀帝弑父的导火索，是其试图对宣华夫人不轨，事发后隋文帝意欲召见前废太子杨勇。

隋炀帝杨广有纵情声色的骂名。

即位的第二年杨广就开始营建东都洛阳，这项工程十分浩大，工期却很短，只有10个月，为此，每个月都有200万民夫参加建设。不仅耗费人力巨大，耗费的物力也十分惊人，杨广派人到江南各州“采大木”，沿途运输又是一项大工程。宫殿的梁柱要从江西采伐，2000人才能拖动一根大柱，把这样一根大柱运到洛阳，至少花费10万个工时。

在洛阳城外，杨广还下令修建了西苑，北至邙山，南抵伊阙，总面积约为400平方公里，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皇家园林。在西苑中的湖泊上，以传说中的仙山方丈、蓬莱、瀛洲为原型，建造了几座百余尺高的小岛，岛上修有宫殿。西苑内造十六院，每院有一名四品夫人主持院事。各院竞相博取杨广的恩宠。

东都洛阳建成后，许多西域商人和使者来此做生意和参拜，杨广下令在洛阳举办盛大文艺演出，参与演出的乐手、舞蹈演员近2万人，从晚上一直演到早上，彻夜不息，这样的演出活动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不仅如此，杨广还下令，洛阳的店铺必须重新装饰，售卖的货品也要经过挑选，把那些珍贵的商品摆出来，店家和客人都要穿上新衣服，街道两边的树木也都缠上帛，用以装饰。

杨广还对巡狩活动十分热衷，在位14年，去全国各地巡狩11次，每次出行都仪仗浩大，随行的官员、卫卒、宫女人数众多，沿路供应浩繁。

据《资治通鉴》记载，大业元年八月十五日，杨广率后宫百僚巡游江都，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饰以金玉。随行的宫妃、文武以及卫士所乘船只数千艘一字排开，绵延二百余里，仅纤夫就达8万余人。队伍所经过的州县，五百里内都命令进献食物，多的一州要献食百车。

杨广曾在全国大规模征用野兽的骨头、角、牙齿、兽皮，以及飞禽的羽毛等，用来装饰隋朝皇室的车马以及仪仗队的旗帜，以使皇家出巡更显威风气派。各地官吏不敢怠慢，立即组织百姓猎户去山野草泽中捕捉飞禽走兽，一时之间水陆禽兽殆尽。国人不堪重负，朝野积怨甚多。

隋炀帝杨广有好大喜功的作风。

在隋朝短短的历史上，共四次征伐高丽，而在杨广的手上就有三次。

为了防范高丽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工程绵延千余里，在当时极其简陋的工程工具下，工期只有十天。因为工期短、任务极重，加之监工苛酷，这次修筑榆林段长城的死伤巨大，最少有50万壮丁死亡，伤者还不算在内。

一征高丽，隋军113万余人分24路兵马齐头并进，却因地形不熟悉、粮草不济、气候变化多端等原因，隋军无功而返。

二征高丽，杨广亲率精锐部队骁果军，却因礼部尚书杨玄感叛乱，而中道撤回。

三征高丽，高丽国王主动投降，隋军不战而班师，征讨大业就此收场。

杨广三次征讨高丽，穷兵黩武，都是浩浩荡荡带着后宫上阵的，征讨兵马更是几十万、上百万，所有的军需供用都由地方州县承担，这几乎耗尽了地方政府的财力，很多隋军士兵和后勤夫役为躲避战争变成了土匪强盗，使社会更加不稳定，对隋朝的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成为推翻隋朝政权的重要力量。

隋炀帝杨广有刚愎自负的性格。

在位12年中，杨广不虑后患，靠苛捐杂税和大兴徭役，不停地征战、巡游、凿渠、修殿，三下江南，两巡塞北，三征高句丽、亲征吐谷浑等。当时全国有人口总共4600万，可是被征发兵役劳役的累计达到3000万人次，除去妇孺老幼和衙门官吏不参加服役外，剩下的不足1000万人，平均每个人都要无偿提供劳役3次。

杨广滥用民力导致大量人口损失在繁重的劳役中，最终百姓不堪其苦，揭竿斩木，遍地烽火，天下混乱，率土分崩，成为隋亡的导火线。

在全国动乱、民怨沸腾的情况下, 杨广拒听臣下的意见和劝告，任性妄为，狂妄自大，嫉贤妒能，性残好杀，既不能正确地认识现实，也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君臣、君民关系，更不能正确地看待自己。其结果只能使自己变为一个举国同仇、神民同愤的典型暴君，激起隋朝上下更强烈的反抗，从而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公元618年4月11日，大业十四年，江都兵变之后，已经众叛亲离、失去民心的杨广被宇文化及叛军所弑，存续仅38年的隋朝灭亡。

唐朝开国，强调隋炀帝的失德来强化李氏推翻隋朝的合法性，唐太祖李渊追谥隋太上皇为炀帝，隋炀帝之名由是而来。

《逸周书》曰：“去礼远众曰炀，好内远礼曰炀，好内怠政曰炀，肆行劳神曰炀。”。以“炀”为谥，是对杨广为君十余载的全盘否定。有了“炀”这个谥号，在随后编撰的史籍中，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比比皆是，时刻提醒君王免蹈隋炀帝的覆辙，而隋炀帝的历史功绩却被淹没在史籍的平淡叙事中，但其负面形象尤为突显。

除了史书，《隋唐两朝志传》《隋唐演义》《大隋志传》《隋炀帝艳史》等文学作品，将隋炀帝的负面形象在文学小说的虚构中被进一步放大，推波助澜，对隋炀帝负面形象的有意刻画、突显和夸大，以致隋炀帝的负面形象愈演愈烈。

从现存史料看，客观上说，杨广并非等闲之辈，不是庸君，有一定的能力和抱负，他想做一个“子孙万代，人莫能窥”的圣王，但事与愿违，到头来，却成了“以万乘之君，死于一夫之手”的亡国之君。

杨广即位后，南平吴会, 北却匈奴，一统江山；威服四夷，开拓疆土，建立天朝威严；遣使远出波斯，又渡海通使南洋赤土、东洋日本，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营建东都，置关防、修驰道、筑长城，巩固国防；兴修运河，置仓储粮，巡幸江都，便利了南北文化的交流；恢复太学，创立科举，整理经典，使大隋王朝地广三代，威振八纮，从其功业来看，功业辉煌。 可以说，如果没有国破家亡这样的重大败笔，杨广的政治成就和历史地位将毫不逊色于名著青史的唐太宗。

隋朝的统一，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超过了秦朝。自东汉末大乱后，中国南北方陷入历经300多年的长期分裂和战乱，直到隋朝再次实现统一。这次统一不仅是政治的统一，还实现了南北方民族和文化的大整合。如果没有隋朝的这次统一，南北方的政治文化整合就无以为继，也就谈不到今天所谓的“大一统”传统。

杨广所修大运河，从北地涿郡引出到东都洛阳，再从洛阳向东南直通余杭，而洛阳和长安之间也有水道相连，成为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又联结东西的交通大动脉。这条大运河和明清运河不同，它不是从东北到东南的直线沟通，而是体现了全局的、整体的平衡发展的战略布局理念。后来，历经安史之乱的唐朝正是通过这条运河，才能在东南八道的供养下得以保全。

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不仅元以前如此，后来的元明清三代在财政收入上也都没超过隋朝的富裕程度。以国库粮储为例，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隋朝国库累积下来的粮食、布帛，即使经过战乱消耗，也够唐朝在不追加财政收入的情况下，养活官吏和军人达五六十年之久。

隋王朝既没有皇权衰微，权臣当道，也并非国力衰微，外族入侵，三十八年即亡，原因正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评价的那样：“隋炀帝是历史上少有的奢侈皇帝。因为奢侈，民众被剥削到无法生存的地步。民众只有起义推翻隋统治，才能找到生路。”

马克思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古代国家灭亡的标志不是生产过剩，而是达到骇人听闻和荒诞无稽程度的消费过度和疯狂浪费。”

一个富得流油的“家业”到了隋炀帝杨广手上，十四年就败废得不成样子，可惜！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