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为什么一辈子没有内耗

教员为什么一辈子没有内耗

"还没干,先觉得自己不行。"

周五下午,领导丢来一个新项目,说"你来牵头"。嘴上说"好的",心里已经开始翻江倒海:之前没做过这种项目啊,万一搞砸了怎么办,我能带得动同事吗……方案还没动一个字,脑子里已经排练了十遍失败的画面。

我们一直以为,内耗是因为意志力不够强、心态不够稳——只要再扛一扛就好了。

但在公开史料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教员自我怀疑的记录。不是天生胆子大,是眼睛看的方向不一样。我们总是往内看自己,但他总是往外看事情。不是我们能力不行,是眼睛看错了地方。

教员是怎么看的?3个大招,一个比一个好用。

第一个:坏事来了,看"里面藏着什么",不看"为什么是我"

教员在《矛盾论》里写过一句话:"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

在开会,我说了想法,领导装作听不见,事后更没反应,我的第一反应是:"领导压根没把我当回事",时间久了,更加怀疑自己的做事方式方法有问题,内耗一点一点积累加剧。

但教员没在那个内耗频道停留。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局势烂到不能再烂,被迫长征——他看坏事的角度就不一样,甚至看到了好事。后来他评价长征:"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绝境?他看到的是三样东西正在长出来。

这就是"看"的第一个差距:我们碰到烂事,眼睛盯着"为什么是我";教员碰到烂事,眼睛往里看"这事想教会我什么"。碰到烂事不是你倒霉,是眼睛看错了方向。注意力从"我"挪到"事"上,内耗的入口就堵死了。

第二个:想不通的时候,看"能做什么",不看"我行不行"

教员在《反对本本主义》里写过一句特别直白的话:"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就这么一句话,但大多数人的精力恰恰不是放在调查和做事上——是放在"我有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上。

教员不是这样的。秋收起义失败,他带着七百来号人上了井冈山,武器不够、粮食不够、连盐和药都没有。换了我们,大概会先在脑子里过一遍"我是不是不适合干这个"。他没有坐在山上想"我到底行不行",他干什么去了?他跑到村里一家一户问,农民到底需要什么,把调查做透了,写出了给中央的报告,把游击战术一条一条理清楚,把工农武装割据的路子蹚出来。

内耗最坑人的地方就在这——你以为想明白了就不内耗了,但其实越想越内耗。真正让内耗停下来的,不是想通了,是手开始动了。不需要想明白再动手,是做着做着就想通了。

这就是"看"的第二个差距:我们盯着自己看"我行不行",教员盯着事情看"怎么干"。眼睛一换方向,内耗就没了落脚的地方。

第三个:所有人都怀疑的时候,看"条件在不在",不看"我够不够格"

1929年初井冈山失守后,红军处境极其艰难。缺衣少粮,弹药匮乏,连盐和药品都是奢侈品。队伍里弥漫着悲观情绪,有人直接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教员没有回答"我行不行"。他看的是条件——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军阀混战、农民破产……这些矛盾在不断激化,革命的土壤正在发酵。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里写道:

"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

然后他写下那段著名的话:"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他不看自己够不够格,他看条件在不在。条件到了,火星就是火星,干柴已经堆好了,燎原是必然的。

这就是"看"的第三个差距:我们总在看"我够不够格",教员在看"条件成不成熟"。判断资格,要往内看的,识别条件,要往外看——视角一换,底气就来了。条件到了,你不需要够格,事情自己会推着你走。

所以下次内耗上头的时候,试试把视角换个方向:

坏事来了,别再问"为什么是我"了,问问"这事想教会我什么"。 想不通的时候,别再问"想不想得通"了,问问"我现在能做什么"。 别人都怀疑的时候,别再问"我行不行"了,问问"这事需要什么条件"。

那个让你盯着自己看的惯性,才是真正的内耗源头。眼睛从自己身上挪开,往事情上看——下次内耗上头的时候,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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