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你想证明给一万个人看，到后来，你发现，得到了一个明白的人，那就够了。
——韩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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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顶一万句》洋洋洒洒几十万字，白描了一副浮生百态图。在生活和时代的灰色大布景下，芸芸众生为了细小的物质利益和精神需求结成和打破琐碎而脆弱的所谓友谊。
小说分为上下两部：出延津记写的是过去，主角杨百顺是一个无所信仰也无所禁忌的年轻人，他在颠沛流离的生活洪流中，像一粒麻木的色子被上帝玩弄于鼓掌之间。遇上了意大利传教士老詹，一度离上帝非常近，却仍赖在俗世的泥淖里；入延津记写的是现在。主角牛爱国（杨百顺改名吴摩西后养女巧玲所生的儿子），同样在生活中随波逐流，为了寻找个“说得上话”的人，流浪漂泊，无所皈依。
书中的人物全部是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但作者有意安排了一个可钦可敬的意大利牧师老詹，为了自己的信仰不远万里背井离乡，来到中国的乡下传教。面对执迷不悟不肯皈依的中国人，他从来苦口婆心，永不放弃。
当然作者并没有要给上帝打广告，劝中国人信基督的意思。从他和杨百顺的相遇并给杨百顺改名为杨摩西的那个场景，作者透露出了整个张家长李家短琐琐碎碎的几十万字就是为了点出一个哲学的终极问题，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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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很火的话——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一句顶一万句》里的人物非常热闹，老杨、老孙、老赵、老马……济济一堂，大多数人物没有名字，都是“老”+姓，很具有普适性，似乎这个人物套在谁头上都可以。这部小说描写的正是社会底层一群人的孤独。他们在为生存而奔波的过程中，除了家庭，就是想找个“能说上话”的人，这就是他们精神的全部。但是他们无法意识到，靠“说话”维持的友谊非常脆弱。
就比如买豆腐老杨和赶车老马之间的友谊，老杨内心认为老马见过世面，比自己看得远，所有任何事情都要找老马商量，跟老马掏心窝子，把他当成知己。而老马私下对别人说，“不喝酒和他说个笑话行，可他一喝多，就拉着我掏心窝子，他掏玩痛快了，我窝心了。”于是别人知道“他们这这朋友并不过心。或者说，老杨跟老马过心，老马跟老杨不过心。”
老杨和老马的交心是不对等的，在这段不平等的友谊中老杨在精神地位上处于下风。精神地位不对等，真正的友谊就很难生长。刘震云又通过老段之口道出了人性的自相矛盾之处：“不拿你当朋友的，你赶着巴结了一辈子；拿你当朋友的，你倒不往心里去。”“经心活了一辈子，活出个朋友吗？”也许作者想说的是，通过所谓知心话维系的友谊是多么可笑。人和人之间就如两条直线，只有平行才能并肩走得远。一旦过于接近，直到相交，之后就会渐行渐远。如果交往中，一方过于敞开心扉，遇到损友，你的隐私就会成为攻讦的把柄；若是益友，你的隐秘又会成为别人守口如瓶的心理负担。就如韩寒所说，不会有人喜欢倾听你的痛苦，说给朋友，朋友不好受；说给敌人，敌人更开心。
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刺猬法则，说的就是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心理距离效应”。简言之，就是人与人之间不停地调整，直到找到一个既能够在孤独中相互取暖又不会被对方的刺扎疼的合适心理距离。
同样的，叔本华在《要么庸俗，要么孤独》一文中总结过“火堆原则”，即：“我们可以把社会人群比喻为一堆火，明智的人在取暖的时候懂得与火保持一段距离，而不会像傻瓜那样太过靠近火堆；后者在灼伤自己以后，就一头扎进寒冷的孤独之中，大声地抱怨那灼人的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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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核心即是孤独。但是身处俗世洪流中的人们往往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意识到却无法忍受孤独。叔本华说，“促使人们投身于社会交往的，是人们欠缺忍受孤独的能力——在孤独中人们无法忍受自己……他们的精神思想欠缺一种弹力，无法自己活动起来……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人需要得到来自外在的、持续不断的刺激——或者，更准确地说，通过与其同一类的人的接触，他们才能获取最强烈的刺激。一旦缺少了这种刺激，他们的精神思想就会在重负之下沉沦，最终陷进一种悲惨的浑噩之中。我们也可以说：这类人都只各自拥有人性的理念之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因此，他们需要得到他人的许多补充。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人的完整意识。”在社会交往中，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没话找话是尴尬的孤独，话不投机半句多是愤懑的孤独，一方滔滔不绝另一方无言以对是无奈的孤独……无谓的倾诉只会让友谊的小船渐行渐远。精神上无法独立和完整的人，注定只是朋友的负累。因为孤独而交朋友，只会让人避之唯恐不及。
所谓的成熟，就是自己消化不了的问题才找到真正信赖的朋友倾诉，而不是一遇到点问题就是病急乱投医，巴不得向全世界宣告自己的麻烦，放弃了先进行自我疗愈和成长的机会。有句话说得好：你不是没有成熟，你成熟起来就那样。在你无谓地逢人就倾诉的过程中，你已经逃避了破茧成蝶自我强大的阵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