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火之后，我就开始了漫长的治疗过程。我不知道这个过程持续了多久，我也只能想象换药的时候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后来长大了偶尔问起妈妈，我那时候是不是哭的很厉害，妈妈就红了眼睛。她还说起，一向重男轻女，不甚待见我的爷爷看到给我换药都在旁边抹眼泪。
所幸我恢复了，我想着很快我又活蹦乱跳了。小孩毕竟是小孩，情绪都写在脸上。一小块儿一小块儿的伤疤，可能是妈妈不愿提及的痛，但于我而言，它们什么都不是。
而且时间是最好的解药。慢慢地，身上的伤疤恢复得越来越好，心头的伤痕也逐渐抹平，我们接受了一切，也渐渐忘记了一切，生活又回归到原本的轨迹。
其实，撇开这件事，我小时候的生活过得很幸福，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富养”的。因为爸爸的头脑比较灵活，经常做些小生意，走街串巷买卖粮食，换棉油，卖过糖葫芦，后来我长大些的时候他去深圳开过早餐铺，在上海卖过爆米花，去山西拉过柿子，大钱虽没挣着，小钱也没断。在爸爸的努力下，我们家买了村里的第一辆手扶拖拉机。这些好光景，都被我赶上了。
我小的时候，饼干可是一个奢侈的零食。但我却经常能吃到。妈妈说，那是一种各种动物形状的饼干，在当时特别高级。我没断过。以至于养成了一个小习惯，只要一摔倒，就嚷嚷着，我吃饼干，我吃饼干。这个事一直被爸妈当做一个笑料去谈。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从小就会给自己找台阶下了。
爸爸喜欢我，但是却改变不了我是女孩子的事实。所以，他的希望就寄托在老二身上，结果老二也是女娃。长大了听我妈说起，知道出生的是妹妹而不是弟弟的时候，我爸都掉泪了，感觉自己在村里人面前抬不起头来。那个时候，重男轻女的观念普遍存在，尤其是在农村。后来我妈说起这事的时候，一部分是心酸，一部分也是戏谑吧，爸爸总是咧嘴笑笑不吭声。直到又过两年，又一个妹妹出生，爸爸的情绪崩溃了。没到家就商量着要把老三送人。可是看到白白胖胖的妹妹，又狠不下心来了，他跟我姥姥说，怎么样也要把三个孩子养大，再也不想着送人了。我姥姥转述这件事的时候，带着一股子骄傲劲儿，因为当初相亲时，我妈是不太满意我爸的，但是我姥姥相中了，极力劝说我妈答应。在那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我妈很容易就被劝服了。爸爸的这一表态也让姥姥更加坚信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自己看人的眼光是准的。
这一点无可争议。因为到了后来，不光姥姥，连我都对爸爸的所作所为佩服得五体投地。
虽然我们三姐妹没能满足爸爸想要一个儿子的梦想，但爸爸对我们确实疼爱有加，我猜那个时候他或许是认命了吧。
印象中，小的时候我仅仅挨过一次打，也没有打得很厉害。事情的起因是我给猪开门了。妈妈蒸了一锅馒头，刚出锅装进馍筐端上院里的小方桌，家里养的猪窜了出来，一下子把馍筐拱翻了，馒头滚落的遍地都是。脾气暴躁的爸爸把大门一锁，抡起大棍子就去打猪。猪被打得嗷嗷叫，满院子乱跑，我生怕它被打死，就把大门给打开了，猪跑了，然后气还没消的爸爸就要打我，我也记不清到底打住我没有，就记得妈妈挡在我面前，我抓住妈妈的衣角，像玩老鹰捉小鸡一样的游戏一样，结束了我记忆中的唯一一次挨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