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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不平衡尤其严重，许多农民士兵选择不回去，留在城镇落户，因为那里的工厂需要人手。有的村庄，当初离家奔赴前线的士兵竟一个也没回来。
战争期间长大的一代学生，与 1941 年之前长大的相比，思想更为独立。在战争中，许多年轻人已接触到成人世界，经常听到对政权的批评。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相信共产主义理想，但他们的亲身经历使自己养成了特殊的独立个性，并与苏维埃的宣传和共青团的循规蹈矩保持一定的距离。
柳德米拉供奉的是马克思的肖像，而不是斯大林的，她每天都会在肖像前，一边画十字，一边自言自语，像是在做祈祷：“卡尔 · 马克思，教我如何生活吧！”她与大学朋友组成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每周在公共图书馆聚会一次。像 19 世纪地下革命者一样，学习小组中的友谊全以政治原则为基础。
列宁格勒的党领导既不是自由派，也不是民主派，只是技术官僚，相信苏维埃制度的合理化。其中一些已在战争期间晋升到莫斯科的高位，得力于列宁格勒前主管安德烈 · 日丹诺夫的提携。战后，日丹诺夫负责党组织，还掌管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
战后几年也看到古拉格和民用经济的逐步相融。每年约有 50 万古拉格劳工外包给民用部门，主要集中在建筑工地或民用部门抱怨劳动力短缺的地方。另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自由劳工，大多数是专家，在古拉格的工业部门领薪工作。古拉格系统越来越趋向于物质奖励，即使在应付强制劳工时也是如此。劳改营的居民变得愈益不羁，难以控制。
在苏维埃精英的治理原则中，专业能力已开始取代无产阶级价值。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立于 1942 年，旨在吸引西方犹太人对苏维埃战争的援助，但对许多成员来说，包括杰出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演员、历史学家、科学家，更为广泛的目标是提倡苏联的犹太文化。要实现这一目标，战后初期相对来说还算有地利人和。
像法捷耶夫一样，西蒙诺夫最终还是向强硬派的压力低了头。他害怕失去自己在斯大林精英阶层的位置，认为必须加入反对犹太人的运动，以证明自己的忠心耿耿
对绝大多数苏维埃人民来说，无论斯大林的死亡意味着什么，却都不是摆脱恐惧。事实上，反而可能增加他们的恐惧，不知道未来将有怎样的灾难
即使获得平反，也得不到相应的道歉，更不用说在劳改营浪费的宝贵年华。在大多数官员眼中，前罪犯的平反并未抹去他的所有罪行。
在党外，无畏之士视赫鲁晓夫的讲话为讨论和质疑一切的信号，知识分子率先发言。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柳德米拉 · 阿列克谢耶娃回忆：“苏共二十大结束了我们对苏维埃制度的暗自质疑。”她后来加入持不同政见者的群体，移居美国。
勃列日涅夫政权对战争记忆实施更加严密的控制，利用苏维埃的胜利纪念日来展示人民的忠诚和政权自身的合法性。 1965 年，胜利纪念日成为苏维埃的法定节日，党的全体领导出席排场讲究的庆祝活动，亮点是红场上的阅兵式。新的武装力量博物馆开幕，浩如烟海的展示品将战争记忆提高到崇拜的水平。
